对於中国贫富差距指标是否已达危险水平，北京学者正进行争论。事实上，争论从学术发展至政治层面。 北京《中国券报》引述国家统计局负责人表示，中国基尼系数已到了零点四五的危险水平。但这名官员补充，中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我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目前分开来计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统计都低於零点四。 ( ) 「群体性事件」急增 《中国经济时报》立即刊文反驳，新华网也立即转载。文章指出，分开来计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统计都低於零点四，这只能说明城市和乡村的内部，贫富悬殊尚未达到警戒线，却不能否认中国社会整体上贫富悬殊的事实。就算基尼系数过大是因为城乡差距造成，难道城乡之间的贫富差别就可以视若无睹，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吗？文章又指出，中国的城乡居民长期在育、医疗、就业、社保、生活资料供给、生产资料占用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处於「二等公民」的待遇。国民待遇差别正是城乡之间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 但是，温和派学者还是反对人为恐慌，他们说，如果将购买力的参数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没有那麽严重，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被大了。还有，与规模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相比，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人群之间和地区之间隔离程度较高的国家，对於同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的承受力相对来说比较强。 其实，研究基尼系数和贫富悬殊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在社会是否稳定之上。这不能不加上政治因素。太子党刘亚洲有篇文章谈农民问题，他透露，胡锦涛总书记一次视察了黄河水灾的灾区山东省东明、鄄城二县，发现那有些乡镇干部的豪宅比解放前的地主庄园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锦涛问省委书记张高丽：「这是甚麽性质的问题？」张高丽说：「这是腐败和渎职行为。」胡锦涛说：「说明白些，这是犯罪行为，要逼农民上山。」胡总的「逼农民上山」，就是从政治看问题。 北京《环球》杂文章引用一份公开材料表示，在过去的土地徵用中，一些地方政府占有土地利益分配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开发商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的主体，仅占百分之五至十。政府对转让土地乐此不疲，而农民显然难以接受如此低的补偿。中国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去年透露，涉及一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二○○四年大约发生七万四千宗，超过三百七十万人参与其中。中国政府在二○○五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也表明，从一九九三年到二○○三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宗增加到六万宗，参与人数也由约七十三万增加到约三百零七万。 弱势社群不满现状 目前，以农民为主的中国弱势群体的规模已达一亿四千万至一亿八千万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至十四。二○○四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比二○○三年上升百分之十一点七，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分别比二○○三年上升百分之五十八点四和五十二点九。中国的社会学家公认，「群体性事件」剧增的背後，是处於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民对社会不公、官员腐败等恶劣现象的不满，要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避免其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必须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道和司法保障机制。用胡总的话，就是不要逼农民上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