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富裕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社会通过外在于个体的途径,如暴力革命,打破不平等的权力格局,谋取个体平等、自由的“解放政治”时代向通过内在于个体自身的途径,即个体从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寻求自身需求的满足,从而谋求个性发展、自我实现的“生活政治”时代的转变。大众消费阶段的到来,不仅标志着中国实现了由传统节俭型消费向现代享受型消费的转变,而且迅速发展的消费变革,预示着再一次消费革命的发生,即实现向发展型消费的转变。 　　关键词：生活政治;消费革命;代际冲突 　　作者简介：郑红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研究人员,北京　100871。 　　自从人类进入“富裕社会”、“后工业社会”以来,不少学者围绕全新范式的研究展开了诸多探讨,尽管相互之间分歧很大,但共同的一点是,都强调了由于时代变化所导致的体制安排与意识形态的变化,转而注重日常生活的研究。如哈贝马斯认为,自从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社会危机已经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也就是说社会合法性的基础并不能通过权力的规范制约就可以确定,它依赖于人们的动机与行为准则的达成,而这种社会准则的达成最终取决于个体之间主体间性的产生。因此,哈贝马斯呼唤交往理性的建立,通过生活世界的重建,走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困境。同样,吉登斯主张由“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即由强调阶级区分,企图主要通过暴力方式,打破不平等的权力格局,使个体获得自由和独立行动能力为诉求的“解放政治”向注重身份、相互关系与生活方式的选择以求个体的自我实现以及人、社会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活政治”的转变。总之,“生活世界”的提倡或重建反映了时代发展的主旨已经由谋取宏大叙事下的正义、自由的诉求向注重微观世界的个人生存状况的转变。由此,日常生活中孕育的冲突,特别是代际冲突无疑成为显示“生活政治”革命和时代前进的主要表征。本文试图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生活政治的革命以及进一步的走向展开论述。 　　一、大众消费阶段的到来:由生活政治化向政治生活化的转变 　　按照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理论,“富裕时代”、“后工业时代”或“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是划分“解放政治时代”和“生活政治时代”的分界线。尽管自二战以来,和平时代的到来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告别“解放政治时代”而进入“生活政治时代”。谋求国内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开放社会参与途径,促进个体全面、自由发展成为各个国家发展的主旨。然而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对国际局势的错误估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理解,使得社会发展的重心没有及时实现由“注重阶级斗争”向“生活水平改善”的转变,并且仍力求完成“解放政治”时代的任务。阶级矛盾被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企图通过再一次反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动与开展,在国内完成平等、民主的诉求。一再被提上重要日程的消费生活的议题不断被政治运动所打乱。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被纳入政治化的轨道,接受大一统政治体制的管理与监控。 　　在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国家对各种生产进行控制并且通过再分配体制分配社会财富,许多商品退出了流通领域。不仅人们的日常消费活动具有大众化、同质化特点,而且被赋予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注1）俭与奢不仅上升到社会的伦理道德高度,成为判断好与坏、是与非的标准,而且还具体化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如片面强调“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只要一提起消费,一提让人们过得好一点,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铺张浪费”,就会遭到社会伦理道德乃至国家意识形态的严厉鞭笞。 　　改革开放政策的执行,消费革命的发生,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大众消费阶段。市场经济的引入,开始打破国家和各级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使市场成为配置资源、分配利润的主要手段。与改革开放前使一切生活都政治化的做法相反,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生活的改善被当作最大的政治来经营,之前通过阶级斗争重整权力格局,改变不平等、剥削、压迫社会状况的民主、自由及正义的诉求方式转变为如席勒所说的,通过对个体需求的满足,谋求个性的充分展示以达至个体全面发展、自我实现的诉求途径,而这无疑是吉登斯强调“生活政治”的最大意义所在。〔1〕 　　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不仅这个整体性、同质性的社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显着变化。“君子不言利”的旧观念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市场”、“利润”、“竞争”等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新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个体不仅把个人目标和社会需要结合起来,通过为社会创造价值的方式谋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且还实现了从以工作的成功作为生活的重心向以生活的成功作为重心的转变。 　　同样,在社会价值观或消费的意识形态方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社会的层面上,消费不再是生产的附庸,而是日益发挥着启动内需和带动生产的作用;在个人的层面上,消费不再具有被动的消极的含义,而是成为个人自我建构的手段。在消费的判断标准上,已经实现由政治话语向合理生活的话语,甚至向商品符号话语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个人或家庭层次上将“越穷越革命”的话语转变为“谁富谁光荣”的话语,从而肯定和鼓励了个人和家庭致富;第二个方面进一步将超出基本需求的消费由否定性的话语──“生活腐化”转变为肯定性的话语──“正当享受”,从而使生活享受合法化。不仅如此,由于市场经济利润的驱动,加上西方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品的符号象征意义已经推动了一套有关消费的话语系统的建立。其惯用的手法就是把任何事情分为两端、两极,然后根据不同层次与级别对消费品进行区分,并产生相应的话语权力系统,如体面、高雅、品位被喻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而寒酸、粗俗、贫贱、土气被喻为“落后”的代名词,从而公开或隐蔽地对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作出相对否定或相对肯定的评价。 　　二、消费生活的革命:从传统节俭型消费向现代享受型消费的转变 　　大众消费阶段的到来,引发了消费生活的革命,消费观念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传统节俭型消费向现代享受型消费的转变。如果以消费社会的出现为界划分历史时代的话,无疑在消费社会产生之前的社会是以生产为主轴的生产社会,而大众消费阶段的到来无疑标志着进入以消费为主轴的消费社会阶段。这两种基本社会形态无论在社会动力机制,还是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分歧。 在传统的生产社会中,社会的中心任务是持续改善和更新生产条件和基础设施,并且培育兢兢业业,以工作成就作为最高奖赏的劳动者,以创造最大的社会财富。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消费是生产的“附庸”,主要是为了生产和生活需求而去耗费物质的一种物质行为。同样,按照罗斯托的说法,这正是“现代社会”处于“起步阶段”的发展要求,即发展、生产是第一位的,不能为所欲为地消费,消费是存在手段,而非生活目的。因而,在生产社会中,工作或劳动是当时人们生活的重心,不但是个体得以谋生的手段,更是个体安身立命的依据。因而,在传统社会及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是一种节俭型消费。然而,消费社会的到来,不但引发了社会的发展机制、结构组织,而且引起了个体的生存体验、价值认同等深刻变化。国家鼓励人们学会享受,各种媒体都向人们传授着如何享受生活的信息,生活成了人们的目的,工作只是创造生活的手段。 　　时代的变革和观念的演变在不同代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导致代际冲突的出现。代的特征是通过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的特征之异同,是判定代的三个方面,是我们区分“这一代”和“那一代”的基本理论根据。〔2〕张永杰与程远忠在《第四代人》一书中把建国以来的中国人分为四代人,并分析了不同代人的生活方式、行为取向与价值观念。从政治时代经历过来的第一代人,主要以毛泽东为代表,他们给中国找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模式和实现这个模式的途径,其最高行为原则是“革命性”;建国后17年成长起来,也是在大炼钢铁、三面红旗下成长的第二代人,其最高行为原则是“组织性”,“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是典型的第二代人的原则和理想;第三代人是在投入文化大革命中成长的一代人,其行为原则是矛盾的混合体;而第四代人却是在城市经济改革中长大的一代人,其最根本的行为原则是主体性。前三代人把事业看作是判断个人成就的主要标准与安身立命的主要依托;第四代人则不同,其人生态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只要人活得轻松自在就行了”。正是以上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在消费方面的差异。 　　1.在生活观上,透支未来型与后代储蓄型的不同 　　在生活观上,年轻一代与年老一代有着明显的分歧。年轻一代习惯于“提前思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未来的事业投资,如贷款提高自身的学历与文化技能或者为某项具有市场潜力的产业作预期筹划,如购买债券等;二是在未来收入有着预期保障的前提下,预支未来的收入来追求现时的享受,如贷款买房、买车。老年人则习惯于“延期”思维,他们只看到现期的财富,并力求通过财富的积累来促进整个家族的兴旺发达。因此,老年人喜欢存钱,总喜欢把钱储蓄起来,年轻人喜欢花钱,钱经常是透支的。老年人之所以喜欢存钱,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大多生活在物质匮乏时代。物质匮乏时代的主题是力求通过辛勤劳作、精打细算和积少成多来维系社会的再生产(包括经济的再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得国人习惯于把自身的生命看作整个家族“生命之链”中的一个环节,老年人把钱省下来并不是为自己消费,而是为子孙造福。年轻人则不同,他们正生活在由生产性社会向消费性社会的转型阶段,不仅生活的享受完全合法化了,而且国家鼓励人们敢于和善于消费。作为新生活方式的“领头人”,年轻人自然成为启动经济发展的消费的“弄潮儿”。他们注重“即时”的享受,“不求天长地久,只求痛痛快快”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生活准则,有时,在现有的资源和财富有限的情况下,为了更便于生活和工作的现代化,他们会在有着稳定经济预期的前提下,预支未来的财富,提前享受现代化的便利生活。 　　2.在生活方式上,享受型与节俭型的分歧 　　年轻一代非常重视生活的享受。他们在消费中除了追求物质性满足之外,也会为获得更多的心理和精神满足而消费。他们往往注重和利用物具有的象征意义和表现能力,通过人、物、场合等有关要素的组合构造出一个具有一定意义、氛围和效应的生活场景,即看重场景消费。“服饰和音乐会是一种消费,而事实上,第四代城市青年的消费是全面的,他们的消费涉及所有的领域,而且在社会中,第四代城市青年的消费要越出其他代层,择其要者,他们的消费主要表现在:(1)服饰; (2)文娱; (3)结婚; (4)家庭装修; (5)化妆品。”〔3〕老年人大多比较节俭,他们对生活中的新潮兴趣不大,主要讲求消费品的实用,较注重物的消费。只要是经济、实用的商品,就乐于接受;只要家中的物品“还可以用”,一般就不会多费钱财去购买“多余的物品”。因此,总的说来,青年人追求享受型生活方式,而老年人则比较看好节俭型生活方式。具体说来,享受型生活方式与节俭型生活方式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省时间与省金钱。现代的青年人在对时间与金钱的看法上,他们往往更看重前者,一则认为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可创造财富;二则认为金钱只是生活的手段,能有充足的时间享受生活才是生活的目的,甚至有时以金钱购买休闲时间也成为他们合理的选择。老年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在看待时间与金钱的重要性上,往往把后者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认为时间只是创造财富的一个历史“矢量”而已,似乎与人生价值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二,注重经久耐用与更新换代。在传统的生产社会中,社会的发展主要建立在低成本(提倡禁欲苦行)、高投入(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力求高产出的增长方式上,这就决定物的经久耐用,成为生产社会判断物的有用性的主要标准。然而,自从社会进入到物质极大富裕的消费社会以来,社会的发展则主要建立在刺激消费,激发欲求,即以高需求来引发高消费从而带动高增长的生产方式上,因而,产品的经久耐用,即物质性因素退居其次,而其具有美观大方以及附加的文化价值等非物质性因素便成为决定产品“有用性”的关键。 　　3.在消费选择上,时尚型与实惠型的区别 　　老年人非常实在,他们在消费购物方面非常看重经济实惠。物的使用价值,即经久耐用,而不是物的符号价值,往往成为他们的首选。年轻人则不同,他们非常看重物的符号价值。追逐时尚、跟定潮流,被认为是现代青年的重要表征。〔4〕在饮食方面,老年人喜欢购买一些质量好、价格优惠的食品,而年轻人不但追求物美价廉,而且还注重包装和品牌。在服装方面两者的分歧就更明显了,老年人看重的是衣服的质地,年轻人更注重衣服的流行和时尚。与过去人们在吃、穿、用等方面讲究经济实惠、经久耐用不同,今天第四代城市青年的消费层次多样化了。他们以追求时髦消费、追求美为主,为此目的,昂贵的也好,廉价的也好,都在追求之列。追求时尚的结果是消费品更新换代的节奏加快,从而更大大地使消费水平提高了一步。〔5〕从注重物品的使用价值到看重物品的文饰价值,一方面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对更高品质、更精致生活的追求,但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地追求物品的文饰价值,置生态极限于不顾的话,就容易陷入消费主义的发展“陷阱”中。 4.在消费理财上,增殖型与保值型的分歧 　　与农业文明时代占主流的“节流”观相反,“开源”日渐成为工业文明时代占主导的价值观念。国家为了鼓励老百姓消费,除了降低银行的利息之外,还相应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市民把更多的闲置资金投入市场,以促进市场的繁荣。再加上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城市生活设施价位的翻升,使得把剩余的资金投向于股市和开辟其他生财途径的居民日渐增多,由此可见,“以钱生钱”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由于时代的局限,老年人习惯于把钱存起来,没有想到去进行投资或者炒股,年轻人则不同,他们认为开源比节流更重要,一旦有钱,除了把一部分钱存进银行以备不时之需外,他们会把其余闲置的钱拿出来进行投资或炒股。 　　5.在家庭消费格局上,“往下倾”与“往上倾”的区别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代人在家庭中具有的权威、享有地位的不同以及情感投注方向的不同来划分传统和现代家庭的生活格局。主要有两种情感投注路线:一种是“往上倾”的路线,即长辈在家庭生活中占有很大的权威,在家庭的消费生活中享有优先权;一种是“往下倾”的路线,晚辈成为家庭关注的中心,一切的家庭消费投资围绕晚辈进行。与“往上倾”的情感路线相适应的家庭权威秩序为“老人──成人──小孩”,这主要表现为传统家庭格局。与“往下倾”的情感路线相适应的家庭权威秩序是“小孩──成人──老人”,这主要表现为现代家庭格局。 　　在传统文化中,老年人是家庭生活关注的重心,现在这种状况已经改变,小孩取而代之,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具体说来,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U”型人生曲线与倒“U”型人生曲线的分歧。老年人看待儿童、青壮年和老年三代人的地位时,往往重两头,轻中间。在他们的心目中,代际之间的地位犹如一条U字型的曲线,儿童和老年的地位最高,青壮年的地位最低。〔6〕在青年人看来,尊老爱幼固然很重要,但青壮年自身的发展和地位也不应忽视,他们力求把颠倒了的人生曲线重新再颠倒过来。第二,双向型家庭养育方式与单向型家庭养育方式的对立。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是联合家庭,与这种家庭模式相适应的是一种双向型的养育方式,即父母养育孩子,孩子长大后,反过来养育父母。然而随着社会条件的改变,特别是老年人的赡养方式从过去由家庭负担部分转移到由社会负担以及西方单向型家庭养育方式的引入,使得中国青年人的养育方式和回报型伦理观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不可否认的是,小孩的花费可以说始终是家庭消费的重心,相反,成人“投资”在双方父母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却在不断减少。 　　三、再一次消费革命:从表现型消费到发展型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开始快速进入大规模消费(mass consumption)时代。这种划时代发展时至今日已经经历了近20个年头,这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毫无疑问也是中国人日常生活消费面貌发生巨变的时期。通过以上关于消费代际冲突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中国居民的消费观念正处于由传统消费观念(注重省吃俭用)向现代消费观念(讲求量入为出和开源为主)转变的阶段中,后现代消费观念(主要指注重炫耀和符号消费的消费主义消费观)的成分比较少。但是,必须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随着代与代的更替,传统消费观的色彩在逐渐淡化,现代消费观乃至后现代消费观的意识在逐渐增多。按照大卫·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的说法,消费社会的到来,标志着社会开始进入他人导向阶段,即个体生活的塑造和性格的形成主要受电视、广告等媒体影响的阶段。（注2）而正成长起来的第五代人无疑处于这个阶段。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他们从小生活在物质丰裕的时代,是伴随着广告,也可以说是伴随着消费主义的浪潮长大的,如果把这一代人看作“第五代人”的话,他们的消费观念无疑与“第四代人”有着明显的分歧。 　　第五代人对品牌的追求主要受到电视广告等媒体的影响,而很少考虑自身及家庭的经济承受力。他们从小处在一个养尊处优的地位,一切购物的冲动来源于各大广告媒体的影响和对周围同伴的模仿,由于年龄太小(第五代人中年龄最大的还在读大学) ,他们既不具备独立的消费能力,也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消费观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有着其他任何一代所不具有的关于品牌的“记忆烙印”,再加上他们正生长在向“大众消费社会”过渡的阶段,在他们之中无疑孕育着一场新的消费观念的革命。这场新的消费观念革命的发生是否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是否具有更多的后现代的色彩,值得进一步研究。 　　尽管第四代人也追求品牌、时尚,讲求炫耀性消费,但是他们的消费观念主要是以现代意义上的节俭观为主。笔者通过大量实证调查及文献研究,发现传统意义上的节俭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停留于节衣缩食的层面,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传统节俭观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形式。主要有三种新的理解:第一种理解是物尽其用;第二种理解是在经济承受范围内追求“物有所值”;第三种理解认为开源就是一种节俭。因而,他们对炫耀式消费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自身可承受经济范围内,为炫耀身份所投入的与所要达到的社会效应之间的权衡。 　　相反,第五代人对时尚、品牌的追求只重符号表现的形式,而不看重其内在实质,从而具有了为消费而消费的消费主义色彩,即有点类似于日本“新人类”、“新新人类”的表现主义文化,如盲目追求炫耀式的符号消费。〔7〕 　　对于这种在大众传媒时代新出现的的精神价值,即表现主义文化,学者们进行了诸多的探讨。A·托夫勒在他的《第三次浪潮》中,把农耕社会的价值意识称为“第一次浪潮”,把产业社会的价值意识称为“第二次浪潮”,把新的富裕社会的价值意识称为“第三次浪潮”。按照托夫勒的理论,高度工业化社会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价值意识起支配作用的社会,在第三次浪潮中,社会将朝进一步的个别化、少量化以及需求与生产相结合的订货生产型方向发展,将会出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E·弗罗姆也认为,商业社会的社会价值意识出现了新的变化,从“拥有”变成“表现”,即从to have转向了to do。而如何规范这种重视享乐、不思进取的表现主义文化,将其引向注重生活质量、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以及个人能力的展示和创造性的发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外在表层形式的展示和华而不实身份、个性的体现上,即将其改造成一种有助于个人发展、完善及人、社会、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创造性文化,这无疑成为时代探讨的主题。 注释： 　　注1：陈淮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在中国的消费观念中存在三个深层误区:一是转变积累是“善”,消费是“恶”的错误观念;二是转变生产姓“公”,消费姓“私”的错误观念;三是转变供给属“官”,消费属“民”的错误观念。参见陈淮《消费观念的三个深层误区》, 1999年9月15日《中国经济时报》。 　　注2：大卫·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一书中将不同阶段对青年生活的塑造和性格的形成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导向型、内在导向型和他人导向型。〔美〕大卫·理斯曼着,王昆、朱虹译:《孤独的人群》,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德〕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0. 　　〔2〕〔3〕〔4〕〔5〕张永杰,程远忠.第四代人〔M〕.东方出版社, 1988. 19, 152, 146, 152. 　　〔6〕吴鲁平.微妙的隔膜──代际心理〔M〕.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3. 123. 　　〔7〕〔日〕千石保.日本的“新人类”──当代日本青年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趋向〔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