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社记者陈湘编译报导/今年7月，亚洲最大的软件和IT服务公司，也是全球IT咨询公司12强的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TCS）与微软公司合作，加上3家中国企业，共同在中国成立的一家IT外包合资企业将正式营业，印度公司将在合资企业中拥有多数股权。这将是中国境内最大的软件外包型企业，也标帜着印度软件业打入中国市场取得了一个重大进展。 到中国挖人才设基地 据《时代周刊》记者阿林·贝克尔（Aryn Baker）报导，美国人创造了一个新词“Bangalored”，翻译成中文就是：（这份工作被）“班加罗尔了”，这是将印度一个城市名“班加罗尔”变成了动词形式，意思是：“你的工作已经转到印度去了，但是没有你的份。”说明美国公司业务外包导致了员工失业噩梦。 不过，在当今瞬息万变的全球劳动力市场，连".班加罗尔了"这样的新词汇很快也会变得过时。因为，如果用".班加罗尔了"来形容软件开发外包到印度，那么，那些外包给印度，然而却转由中国、乌拉圭或罗马尼亚接手的工作又应该用什么词呢？现在，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到中国成立的合资企业就是一例。 据中国媒体报导，根据中国政府机构发改委、塔塔咨询服务、微软三方新达成协议，这家新的合资企业初期规模约为5000人以上，20%的工程师来自印度，五年后逐渐减少到5%。印度方将在新公司占65％的股份，中方和微软共同占35％的股份。公司的管理团队主要来自印方。计划在五年内提供2亿美元的产值，七年后员工要达到1万人，实现中国本地化管理，并力争在十年后上市。 《时代周刊》的报导说，印度软件业人才供不应求的压力迫使班加罗尔到印度以外寻找工人。印度三大外包工作承接公司把中国看成了一个规避印度不断上升的外包成本的市场，同时，对其自身而言，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市场。他们都已经在中国设立外包基地，积极的招揽中国雇员，服务北亚市场。 中国外交部网站的报导说，由于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印度软件巨头都不约而同地瞄准了中国。早在2002年6月，塔塔咨询服务就在上海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塔塔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正式启动了在中国的业务，并随后在杭州设立了全球开发中心，在北京成立了办事处。 印度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Infosys)也不甘示弱，已经在上海设立发展中心，在杭州设立办事处，共有员工500多人。该公司目前在中国已投资500多万美元，并计划在未来5年内再投资6,500万美元。届时，上海和杭州的两个中心将有员工近6,000人，成为服务亚太地区的重要基地。 维布络科技公司(Wipro Technologies)公司也认为，目前趋势是先进国家将IT业务委外到印度，但该公司认为IT委外业务与地缘有极大关系，因此除了根据地印度之外，维布洛也到中国、俄罗斯及东欧国家设业务单位，抢先布局。该公司的市场推销部主任李利安·杰西·保罗（Lilian Jessie Paul）说：“我们的设想，是在我们看中要发展的区域购买拥有我们所缺乏的技术的公司。” 中国软件业的分析人士认为，由于印度公司的“来势汹汹”，中国的软件业者势必要在两条战线上与印度人展开竞争：一是在国际上印度拼外包；二是在中国国内抢食“蛋糕”。 如何应对印度的挑战 《时代周刊》的报导说，发明把软件项目和机要业务外包给海外公司的印度，成为了自己成功之下的“受害者”。分析家认为，印度担心自己的本土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必须将外包项目再转移到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而且外包的诀窍是把公司规模做大，最后势必向海外扩张。 《时代周刊》的报导还说，所以，应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描述通过印度外包至他国的工作呢？维布络科技公司的保罗认为，应该用“globombed”。维布络科技公司的企业解决方案总裁苏迪泊·巴尼杰（Sudip Banerjee）更喜欢用更意思更微妙的“flattened”一词，向全球化的“圣经”《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表示致敬。巴尼杰说：“这些工作会交到那些最有能力完成它们的人的手上，以最有经济效率的方式来完成。地理因素不是个问题。”而那些闭门自守的公司则迟早会面临失败的同样下场。 印度人大步迈向中国市场，那么，他们意欲何为？中国同行们怎么看待来自印度的竞争？目前，一批批中国软件企业的老总带着探究的心情去印度考察，对中国外包公司来说，这些印度外包企业究竟是对手还是老师？《信息周刊》专门就此访问了几位中国的软件业老总，听听他们怎么说。 上海微创软件有限公司总裁王晔指出，印度外包企业进入中国对我们来说威胁很大。他们一方面是利用中国的人才去开拓日本市场，另一方面是争夺欧美在华投资企业的外包业务。中国外包企业面临的竞争形势很严峻。他还说，在印度，外包的内涵和战略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 上海博朗软件开发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瑞克认为，从商业的角度看，印度的文化并不一定比中国有优势，而且印度人的英语沟通起来也并不一定顺畅。中国可以找到比印度更优秀的人才，本地市场也比印度的更大。比较而言，印度相对于中国的最大优势是政府的重视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在中国从事外包的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做生意比较依赖关系（Relationship），这种方式必然会形成很多的小公司，而印度的外包企业则遵循着行业市场规则，不管是知识产权保护还是安全保护，都是如此。 东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刘积仁说，中印外包公司的竞争肯定存在，原因是大家的成本结构差不多，又面临同一个市场，竞争肯定会产生。但是外包市场很大，我觉得竞争不会那么激烈。事实上，有可能会形成一个联盟的局面。比如印度排名前十的企业占据了一半的外包市场份额，其他企业又是围绕着前十名的企业开展业务，这样就形成一个联盟。中国也需要这样。 大连海辉软件国际（集团）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李远明说，很多人说印度外包公司进入中国是为了进军日本市场，我不这么认为。事实上，印度软件公司把中国的潜在市场看得很重要，一直希望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同，拿到中国的单子。如果是想进军日本市场的话，我认为他不会特意到中国设立企业，接日本市场的业务只是一个拓展中国市场的副产品。我相信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如果面对的是日本市场，印度软件公司不可怕，他们更多的是劣势而不是优势，其中最大的劣势是文化背景。同样，对于欧美市场来说，印度企业在文化背景上就占据了优势。 中国的一些软件业人士认为，在全球软件外包领域，中国要超越印度，也许需要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不过中国的软件外包业龙头－群硕公司的董事长刘英武有信心中国的软件外包在10年之内也可以去和印度抗争。”他指出：“中国软件企业要与印度企业争雄，必须消除规模上的差距。据统计，目前中国软件接包企业规模最大的也只有2000人，但在印度，前五名的外包公司人员规模都在4万以上。 中国政府对印度软件业的对华合资也抱积极态度，上文提到的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来设立的合资企业，就是由北京的发改委牵头推动的。美国《信息周刊》的报导说，中国政府为了确保在中国开展业务的IT服务厂商们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人才供给，采取了印度模式。中国政府在全国建立了35家国家级教育机构，提供软件培训，特别是与.Net、Linux、Java和Web服务有关的技术的培训，其目标是到今年底，培养出80万名软件专业人员。现在在印度，这个数量是60万。 中国应当学习印度吗？ 上海微创软件有限公司总裁王晔认为，在印度，外包的内涵和战略地位已经发生了改变。印度外包企业在一些产品和技术上已经超过发包商的水平，在这方面，中国外包企业必须学习他们的经验，省掉摸索的过程。 但是，中国软件业必须学习和赶超印度的观点最近遭到中国的一些两院院士的驳斥。据新华网报道，在第28届世界软件工程大会上，参会的两院院士认为，中国软件产业如果将印度作为学习的样板，将是一个“方向性错误”。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印度与中国软件发展模式完全不同，发展环境也有很大差异。印度的经济总量还大大落后于中国，而且国内市场需求较小，只有走软件外包一条路，印度软件业近年来的红火完全依靠的是外包“一枝独秀”。而中国拥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海外同行都在拼命抢食中国市场蛋糕，我们却放手优势资源去和印度拼外包，未免本末倒置。倪光南还说，印度外包虽然增长迅猛，但中国软件市场和产业要全面得多，在技术、应用、安全等各领域都有巨大市场空间，中国软件业亟需走科研产业结合之路。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信息与工程科学学部主任杨芙清指出，中国软件产业发展与印度模式大相径庭，印度软件业几乎可以概括为外包经济，印度人才非常善于学习各国软件企业的流程，并能很快熟悉这些流程，承接国外软件。中国要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根据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培育大型专业化骨干企业，政府引导，产学研结合，面向应用，走“政产学研用”结合的道路，中国软件产业就可以迅速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