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博客网披露《“优秀”海军副司令王守业被判死缓》。文章说：“四月十日，中央军事法庭，就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在一九九七年至二００一年五年中，在总后勤部任副部长兼基建营房部部长期间，滥权贪污、挪用公款高达一亿六千万元，一审判处死缓。王守业是目前军方已公布涉及赃款数额最高、职务最高的将军（军衔中将）。” 文章还说“王守业被逮捕后，在其北京、南京两处寓所，查抄到人民币现金五千二百万，藏在双门雪柜及微波炉中；美元现钞二百五十万，藏在西门子洗衣机内。在其办公室私设小金库账号内，有存款五千余万元。王守业交代，是以福利为名，给同僚分发近二千余万。 文章还告诉大家：王守业是个混世魔王，先后花了一千二百多万元，包养了五个情妇。 看了相关的报道，我想起吉林历史研究所李治亭先生在《读史与人生》一文中，关于我国历代反腐倡廉的的介绍： 历代之乱至亡，大多是由吏治败坏引发的，所谓“官逼民反”，就是贪官污吏所行不法，欺压盘剥百姓，逼得百姓铤而走险，奋起反抗。唐太宗深知此中道理，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百姓是水，君为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他很注重吏治，从中央，严加整饬，故形成“贞观之治”的崭新的政治局面；朱元璋起自民间，受尽贪官污吏的欺压，对贪官污吏格外仇恨。他当了皇帝后，不惜以残酷刑法惩治贪官，发现一个，杀一个，剥皮添草，使贪官为之震慑，不得不敛迹。清入关后，承明末乱政之弊，首惩贪官，规定了严厉的法律，初期，以贪污10两银即革职，超过60两就杀头。后来稍松，但处罚仍然很重。从顺治，经康熙，雍正，至乾隆中期，不断“澄清吏治”，严惩贪污行贿等行为，才出现政通人和的“盛世”局面。 毛泽东汲取历代政治经验，一贯重视干部教育，严要求，力惩贪官污吏。解放初，枪毙大贪污犯原天津市委书记张青山等，就是一个着名的例子。在毛泽东的教育下，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比较好的，贪官很少。“文革”时，揭发当权派，抓住只言片语，无限上纲，打成“走资派”，但在经济上却无问题可抓，有的不过是三年困难时期养鸡取蛋，或享受干部的某些“特殊”待遇而已。经过“文革”的“大揭发”，却是证明我们的干部是好的，真正的贪官污吏实属很少。 读了这段文字，我深深感到：我们对贪官太宽大了！“乱世用重典”，在 腐败之风日盛的今天，我们对王守业这类和咽式的人物，如此讲宽大、重感情， 何以严肃党和国家纲纪？何以慰藉百姓受伤的心灵？老百姓心不平，气不顺，我 们还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对罪大恶极的腐败分子，必须严惩！ 原载《博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