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人，三兄弟、三姐妹。小妹在我们家最小。一般家庭里，都是老幺受宠，我们家也不例外。总记得她小时候可爱的样子：圆瞪着明亮的双眼，噘着小嘴，一付管天管地的架势。所以她的小名叫“妹妹头”。

有一天早起，姐姐笑眯眯地称赞我：“画得真好！”我开始有点莫名其妙，立刻恍然：昨天晚上做完作业，我在一张纸上涂鸦了几幅漫画。画了姐姐，题曰“懒胖子”；画了小南，题曰“狗腿子”；还画了妹妹头，伸着小拳头，一付凶狠的样子。题曰“当家婆”。其形态、其神韵，惟妙惟肖，全家看了哈哈大笑。

妹妹头一直不能确定母亲最喜欢她，还是喜欢我这个大哥。于是问了一个极愚蠢的问题，为此我们笑话了她一辈子。有一天，她试探着问母亲：“是大哥死了好，还是我死了好？”母亲毫不犹豫回答她：“当然是你死了好！大哥都长这么大了，死了多可惜。”她忽闪着双眼，似乎明白了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只好无言以对。

母亲带着弟妹回乡时，她刚好是上学的年龄。那一年，我帮母亲挑着缝纫机，走进了新芳桥镇边的新家。那是一个月花两元钱租的茅草棚，周边是几个大粪缸，环境极其恶劣。妹妹头使劲拉住我的胳膊，惊吓得花容失色。是啊，从上海的花园洋房，到粪缸边的茅草房，反差太大了。我注意到母亲，她神色泰然、处变不惊。我心中不由得十分钦佩。

在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上，也有跌宕起伏，但我都能坦然处之。因为那座粪缸边上的茅草棚，极大地扩充了我心理承受能力的极限。有了这样的心理承受能力，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这样的人是打不倒的，因为他已经躺在地上了。

但就是这样的茅草棚，母亲她们也住不安稳。做裁缝是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但在那个荒诞年代，也不被允许。因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新芳桥这个码头太小，有一点动静就惊天动地。公社干部上门逐客了。危难当中，母亲毫不气馁，索性带着弟妹直奔鼎蜀这个大码头了。

宜兴被世人看成是紫砂的圣地。其实，真正跟紫砂联系在一起的地名，应当是鼎蜀镇（现在也称丁蜀）。因为附近的两座山：鼎山和蜀山，故名。据说全镇现有近二十万人，其中多一半从事紫砂业或相关产业。

我非常钦佩母亲开码头、打天下的魄力和能力。我们家同鼎蜀这块宝地素无渊源，靠一个远房亲戚的牵线，母亲凭自己的手艺、凭自己的善良、凭自己的侠义，很快就在鼎蜀打出了一片天。小妹也在那里念到了中学。

有一位叫杨贤克的网友，和我年龄相仿，也是六四年上的大学。文革中被睡上铺的同学检举，说他每晚躲在帐子里书写反动日记，结果被打成“反动学生”。落实政策后，曾在鼎蜀中学教过书。他看了我的《童年记忆》，给我留了一段话：“说起来令妹万静娴女士还听过我一学期的英文课呢。不过，其时正是张铁生和黄帅等反潮流英雄锋头最健的当口，学生们根本无心问学，尤其是英语课，完全形同虚设。令妹是她那个班上少数几个肯用功念书的学生之一，当年真难为她们这些好学生了！记得那年暑假她还托我往上海捎带过一些陶瓷器皿，我曾去过你们府上，记忆中是在瑞金二路的一条弄堂里面。屈指算来，那已经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

杨先生还说：“岁月如流，令妹也该是人到中年，儿女成行了吧！不知她近况如何？便中请在后继的行文中附带提及。”

遵杨网友嘱咐，这里交代几句：后来小妹回上海读了护校，在地段医院当护士。后来在上海结婚生子。儿女没有成行，只有一子，现在已从上海交大毕业。小妹和妹夫已退休在家照顾我老父母。这个妹夫还是由我“钦定”的。当时我父母在北京，小妹在上海交了朋友，要父母核准。两位老人一时离不开，便派我作代表。准妹夫姓樊，见了我诚惶诚恐。我一句话就定下了小妹的终身。我说：“小樊看起来像我们万家人。”

你们也许要问：万家人是什么样的？先告诉你们，我们万姓宗祠的通用联是“忠实二字，经史一家。”

要说姓万的来龙去脉，明天接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