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中学的那个年代，校团委和校学生会是两套不同的班子，其成员也大异其趣。因为我担任校学生会主席，所以在高一刚到年龄就被突击发展为团员，然后就补选为校团委委员，成为横跨两套班子的唯一成员。我在校团委的那些同事，都很朴实，出生贫苦的多。我记得有一位叫刘权的同学，每天就带一合白饭。另外用小瓶装一丁点酱油，中午冲一大碗酱油汤，就着把白饭吃了，天天如此。我在校学生会的伙伴，都很有才华，家里也比较富裕。张文庆和张静如，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徐珍娇滴滴的、陈安琪家里有钢琴，也不像是工农子弟。

我在班里比较超然。上有老师们的青睐、下有小陆子们的保驾，地位相当稳固。本来用异样目光看我的团支书和班长，后来也都是好朋友。为什么说“后来”，因为一开始，他们对我并不友善。非但不友善，他们还合伙给我制造了点麻烦。

班上有两位女生，是区业余青少体校的体操运动员。花季少女，长相和身材一流，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形容：盘靓、条顺。她们俩和另一位刘姓女同学，是我们班上的三朵金花，漂亮得让所有的男生想入非非。有一天，她俩蜜蜜地笑着，联袂来找我，递给我她们的入团申请书，还希望我当她们的入团介绍人。我一边浮想联翩，一边作少年老成样，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团支书就来找我，说要开支部会。所谓支部会，当时就他和我再加班长三个人的会。会的内容，是讨论组织发展问题。团支书问我，那两位女同学交入团申请了？我说是，就从书包里掏那两份申请。把书包翻了个底朝天，那两份申请书不翼而飞了，我急出了一身大汗。会开不下去了，团支书立马到校团委书记那里告我的状，说我草菅要求进步同学的政治生命。我也急急地去找那两位漂亮姑娘。面对我的一脸歉意，她俩却是嫣笑如花，连声说没关系的，我们有草稿，马上分别工工整整重抄了一份。团委书记把我找去，问我怎么回事。我说自己大意了，不过她们又重抄了。很快，团支部增加了两名新成员，这事就算平顺过去了。

班长平日和团支书形影不离。那学期寒假的某一天，他却单独来到我家。他的门牙缺一个角，说起话来有点漏风。他神神秘秘地问我，你还记得找不到的那两份申请书吗？我说她俩不是补写了吗？他说：不，原来那两份申请是团支书和我从你的书包里偷走的，后来到他的家里我们一起把它们烧掉了。我愕然，但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过去的事，就算了吧。他见话不投机，就悻悻地走了。

班长刚出家门，我母亲就在后面大声评论：那个缺牙齿的不是东西，一起干的坏事，怎么可以一个人跑来告密？这样的人你要当心！

团支书很快也来到我家，一脸的诚恳。他总想解释什么，话到嘴边，都让我档住了：嗨，过去的事，不说它了。相对于班长的出卖，我反而觉得他是一个受害者。上海的冬天很冷，又没有取暖设施，他冷得缩头缩脑的直跺脚。我母亲关心地问：这位同学啊，怎么穿一件空心棉袄，里头的毛衣呢？他嗫嚅着说：为了凑开学的学费，拿去当了五元钱……
我同情心大起，对母亲说：帮帮他吧？我父亲算留用人员，工资比一般同事要高许多。但我们有六兄妹，家境并不富裕。我母亲对人素来有同情心，也觉得对我的同情心要给予鼓励，所以就掏出五元钱，硬塞给团支书，嘱咐他一定要把毛衣赎回来。

从此，我和团支书成了莫逆之交。与班长虽然也是朋友，但关系要淡一些。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也就更淡了。高中毕业后，我进了清华，他们也都考上了不错的大学。团支书和我同在北京，所以我们一直有联系。到文革以后，世事沧桑，也就各自飘零了。

同高中同学后来还有联系的，则是另一篇浪漫故事。我上面提到我们班上三朵金花中，还有一位刘 MM 。她在我第一次婚姻离散之后，对我极为同情，也曾有意了却少年时的那份倾慕。可惜缘分未到，最后只是“水中月、镜中花”，只留下一篇缠绵的回忆、一首有点意境的好词。要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