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在网上常看到转贴的郎咸平教授的文章。上次看到他写的一篇有些分量的文章，还引用过他文中的一个数据。不久有人指出，该文不是郎教授写的，郎教授已在网上辟谣。这次，又看到郎咸平谈中国面临的八大危机，读完该文后，我真希望郎教授出来澄清这又不是他的讲演文稿。但是，这篇演讲，反而不见郎教授出来声明不是他说的。张五常教授几年前曾说过郎咸平是学管理的，不懂经济学。当时还以为是同行相轻，现在看来，的确是有感而发。

（1）郎教授认为，中国的房市和股市泡沫化，政府有必要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的调控的目标是错的，这是第一大危机。

观点的问题，我历来认为是争不清楚的，在没有被事实证明前，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是一家之言。我不敢说政府的调控目标是正确的，郎教授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既然郎教授说政府的目标是错的，那你就要拿出证据来。

郎教授说：“我认为最有冲击力的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整个国家投资营商环境的急速恶化，因此我们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虚拟资金打入股市打入楼市。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一笔资金——虚拟资金。第二笔资金就是在目前大面积腐败之下的腐败款大量进入楼市和股市，第三笔资金就是各位熟知的国际热钱，第四个资金才是我们老百姓的储蓄款。目前所有宏观调控的政策所针对的资金基本上是第三项和第四项”。

在这里，郎教授首先创造了一个经济学的术语，“虚拟资金”。这一术语是从马克思“虚拟资本”一词转意而来的。马克思认为：“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 ”，而这种支付凭据作为商业信用的工具，它已包含虚拟资本的成分。“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 （1）这里有两层意思，它是商品交换派生的有价证券；它可以脱离货币和现实资本流通。具体说，它指债券和股票，借贷信用，期票、汇票、有价证券，以及由投机票据等形成的资本的总称。马克思的这一概念，实际上来源西方经济学的约定。然而，郎教授的“虚拟资金”的含义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内容，也不属西方经济学的约定。它是指: “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挤压出来形成虚拟资金打入股市打入楼市”。经济学的概念是可以创新的，但是，至少要符合语言习惯和经济理论和现实的约定，要让人看得懂。企业用于投资的资金，大致有两个来源，一是自己手中的现金；二是用自己的信用从金融业得到的借贷，但在它们投入股市和楼市前，都是实在的资金，并无虚拟的性质。尽管股市和房市可以把实在的资金化为虚拟资金。但是，企业不投入实在的资金，就不能完成资金向股票和房地产资本或资金的转化。企业的资金是投资于生产领域，还是投入股市和房市与资金本身的性质没有关系。把虚拟资金与实在资金混为一谈，无论从经济学，还是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看，都是容易引起混乱，难以说通的。

在这篇演讲中，我们也看不到郎教授所指的投资环境恶化的具体事实和统计数据。搞不清楚，他的环境恶化，到底是指能源，交通，通讯的基础投资环境的恶化，还是指劳动力素质降低，劳动成本提高，或者市政府对资源的垄断等等。从郎教授的文章中，我们只能看到一种推断，企业的资金选择投入股市和房市，那一定是投资环境恶化！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资本或资金流向股市和房市，许多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如果股市和房市获利快;获利高于企业投资于本行业，即使企业投资环境没有恶化或有所改善，资金或资本也会流向股市和房市。甚至，企业对股市和房市获利预期的误判，也能左右资金或资本流向的转变。在众多影响企业资金投入的因素中，企业投资环境恶化充其量只是企业资金流向改变的一种可能。在没有深入调查，得出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把企业投资环境恶化从众多的可能之中抽象出来，作为企业资金流向改变的唯一原因，难免有信口开河之嫌。

郎教授认为，企业该投资而不投的“虚拟资金”和贪官的腐败资金投入股市，是比国际热钱和老百姓的储蓄更重要的造成股市和房市泡沫化的两大原因。我不否认这两部分资金对股市房市的影响，更不否认流通中贪官的腐败资金的存在。但是，郎教授要说“虚拟资金”和腐败资金是导致股市和房市更重要的原因，至少要让读者看到这四部分资金投入的金额和比重。否则，读者和中国政府又怎么能相信你的所说的这两部分资金就是最重要的呢？进而言之，既然你郎教授的最重要的原因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统计数据来证明，你凭什么断定政府的调控目标是错误的，是中国面临的第一大危机呢？用实在的数据说话，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常识。

（2）政府的调控办法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金融风险。这是郎教授所说的第二大危机。

他认为: 当年日本与美.英. 德. 法等五国签订的广场协议, 强迫日元升值, 几乎摧毁了日本经济。而中国经济决策者们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现象，这就是美国财政部通过各种渠道压迫日本降低利息，放宽信贷，造成流动性过剩，导致股市泡沫，楼市泡沫和通货膨胀。这是日本长达十多年经济衰退的原因。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投资环境恶化，企业挤压出来虚拟资本流入股市和楼市。中国政府通过提高利率来限制流动性过剩是错误的，会使企业不堪重负，造成货币紧缩，积累下去将引发金融危机。

郎教授把“日本经济的几乎崩溃”的原因归日元升值，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道理十分牵强。

广场协议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汇率来看，1988年与1985年相比，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分别为：德国马克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 广场协议前，1982、1983和1984年，日本的经常收支盈余分别为68.5亿、208.0亿和350亿美元；贸易盈余分别为69.0亿、205.3亿和336.1亿美元。同期，对美国的贸易盈余分别为121.5亿、181.8亿和330.8亿美元。广场协议后， 1985、1988和1992年，贸易顺差分别达461.0亿、775.6亿和1066.3亿美元；同期，经常收支盈余分别为491.7亿、796.3亿和1175.5亿美元。日本的外汇储备由1984年的263.1亿美元增加到1990年的770.5亿、2000年的3616.4亿美元。到2003年8月末，日本的外汇储备达5551亿美元。日元升值，并没有减弱日本对外收支盈余的扩大之势。（2）

同期，与日元一起对美元升值的其他国家，并没有发生像日本那样严重的泡沫经济。这说明，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日本的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在内而不在外。日本过分降低利率，放松信贷，急于改变经济结构，盲目扩大内需，以及试图人为地延缓日元升值的速度,最终把日本经济推向了另一个极端。

不仅如此，郎教授还在没有提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把广场会议后日本降低利率，放松银根的原因简单地归为政治，即美国财政部的压力。而且这种推理和指责是与经济运行的常理相悖的。广场协议，就日本的部分而言，就是要日本开放金融市场，迫使被低估的日元升值，如果降低利率，将增加流通中的日元供给，对日元升值形成反向阻力。刚刚签订了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美国财政部会做这种违背常理傻事吗？

郎教授断言，中国的楼市，股市泡沫化与日本不同，不是流动性资金过剩，因而,中国政府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通过加息冷却房市股市是错误的。也就是说，他主张继续保持低利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在他的文章中，看不出为什么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化解房市和股市泡沫化的高见。同时，他对中国房市股市泡沫形成的原因与日本当年不同的论断也是未经论证的。他唯一的一条论据，就是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虚拟资金和腐败资金入市。如前所述，这一论据本身也是没经证实的猜测。我不想来论证政府加息的对错，这是一个需要事实来回答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他从一个未知的前提出发，得出的政府加息限制经济过热的方式是错误的结论，无论如何是苍白无力，站不住脚的。

（3）90年代中期以来，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造成中国特有的二元现象，是中国面临的第三大危机。

郎教授的二元现象，是指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过热与过冷同时存在。“过热的部门们包括：钢铁，水泥，房产，过冷的部门大都是民营企业”。而这一现象是地方政府官员为升官发财盲目追求GDP造成的。

我不否认地方官员有郎教授所说的那种追求GDP的现象，而且，GDP也是目前衡量干部业绩的一个指标。对中国而言，这些年，正是坚持了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方针，才有了今天的成就。难道地方官员要不讲发展才是正确的吗？

更重要的一点，按郎教授的区分，好像民营企业的产出就不算GDP了，所以才会导致民营企业过冷。我相信郎教授决不会连GDP的概念都搞不清楚，如果政府官员要追求GDP, 乃是多多益善，没有理由要要把民营企业排除在外。按照郎教授的逻辑，中国的过热部门包括钢铁，水泥，和房产，都不是民营企业在经营。而事实上，除了钢铁之外，几乎90%以上的水泥，房产都是民营企业在经营，即使钢铁企业，现在也都股份化了，多少也有了民营的成分。2006年，全国的GDP中，民营企业的产出，已超过了国营企业的产出。

经济体制改革几十年后，国家的计划收购已经取消，所有的产品都要通过市场才能卖出去，即使政府官员要炒热这些部门，如果没有市场需求，这些部门也很难热起来近年来，全世界范围内，原材料和房地产都出现过热的现象，处在一个开放或正在与世界接轨的市场中的各个国家，都会相互影响，产业部门的冷热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发生，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非常复杂。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几乎没有地方官员直接插手经济的环境，更不要说追求什么GDP了，但也不能置身于全球的冷热之外。不然，经济学中就不会出衰退，复苏和市场调节这种反映现实的理论归纳。至于郎教授举证的另一个例子，地方官员架桥修路，追求GDP，到底这个部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重，或者在整个过热的经济中占多大比重，我们无法找到他的能够说明问题的统计根据，看到的只是泛泛而谈。他把中国经济的二元现象仅仅归为地方官员追求GDP造成的，是政治原因，无疑还需要更具体的数据来支撑。

由二元现象产生的原因，郎教授得出了两个结果:一是政府的宏观调控将进一步失效；二是将产生通膨胀。而宏观调控失效其所以会失效，是因为经济调控的手段解决不了政治行为；“通货膨胀则是资金大量从过冷的部门转到过热的部门，过冷部门缺资金，政府只好印钞票，导致流动性资金过剩”。

对于郎教授的结果，在他没有提供经济过热都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充分证据之前，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政府的宏观经济手段会失效。从他的第二个结果，我们不难看出他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逻辑错误。他在该文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第二大危机时特别强调，中国不像当年日本一样，存在流动性资金过剩的问题，所以政府通过提高利率限制流动性资金过剩的手段是错误的。现在为了证明二元结构会引起通货膨胀，又前言不对后语地承认中国经济存在流动性资金过剩的问题，这岂不是自己不知不觉地绕了一个大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证明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是正确的吗？

（4）第四大危机，地方政府以GDP为纲的理念造成了整个经济的比例失调。

郎教授认为，是地方政府追求GDP的理念造成了整个经济比例失调。他以中国与日本经济崩溃前作比较，中国的固定资本投资占45%，日本是30%，而消费投资中国是35%，日本是58%。按郎教授的思路，从比较固定资本和消费资本的投入着手，他所谓的中国经济比例失调，应该是指生产性投入和消费性投入比例失调，但是，他并没照自己的思路走下去，得出的结论是，“这么大量的投资，国内消费是不足的”。并列举出口在GDP中的比例，“当年日本的出口占GDP的4.5%，而中国占9%，”来说明中国消费不足，不得不依赖出口。而出口创汇是罪恶的代名词。

在郎教授的中国第四大危机的论述中，可以说思维是不清楚的，不知道他所谓的经济比例失调到底是什么？如果，郎教授要证明中国生产和消费的比例失调,用固定资本和消费资本的投入比例作比较,是不能说明问题的。固定资本是指属于产品生产过程中用来改变或者影响劳动对象的生产资料。它在生产过程中可以长期发挥作用，但其价值则随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而逐渐地转移到产品成本中去，并构成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斯密在《国富论》中将“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的资本称为固定资本。如机器，劳动工具，库房，工厂，粮田等等。（3）广而言之，当然也包括可以为公司，企业甚至国家带来利润的公路，桥梁等设施。但是，在固定资本投资中，既包括社会或企业用于生产性投资，形成的设备，厂房以及相关的有形资产；也包括对生产消费品的设备以及相关的设施的投资。它所对应的概念是流动资本。用一个包含消费性投资的数据，与消费投资作比较，至少要进一步区分生产性固定资本投入和消费性固定资产的投入的比重。否则不具可比性。在郎教授这里，我们恰恰看不到这种区分，不知道郎教授怎么可以得出中国消费投资不足的结论。如果郎教授要用这一数据来说明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不足，那就更是不着边际了。

即使郎教授用出口商品价值在GDP中的比例也无法说明中国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如果要比较中日的GDP, 有必要考察两国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只有两国的商品化程度相当，这种比较才是有意义的。现阶段，中国尚有9亿农民，他们在承包的土地上，种粮种菜，养猪养鸡，家里所需的粮食，蔬菜，肉食等日常食品，还是自给自足。由于这部分产出没经过市场就消费掉了，也就不可能进入GDP之中，如果把这部分估算进取，中国GDP的总量就会增大，出口在GDP中的比例也就会随之下降。

退一步讲，就算现阶段我国的经济还是一种外向型，依赖出口创汇，我也不觉得是什么罪恶。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创汇，中国能有这么大的变化吗？当然，这种发展也是有代价的，任何收获，都不可能是完全没有副作用的。我不反对揭露这些副作用，揭露出来，有利于改进。但是，郎教授所举的两个试图说明出口创汇是罪恶的例证，却让人一头雾水：

“中国那么一个缺少资源的国家敢把煤炭卖给日本人，而日本人拿去填海了。竟然把我们的树木砍下来做成毫无附加价值的筷子卖给日本，日本为什么不砍自己的树呢？他自己不会做那个傻事的，他不会干破坏资源的事，给谁干呢？给中国人干！你用煤炭、筷子等毫无附加价值的东西流血赚取必定贬值的外汇，美其名是出口创汇。”

日本人的精打细算是有名的，他们要填海，就算国内缺少泥石或在国内开采，成本太高，可以到中国来买，但是为什么要买中国的煤炭去填？难道中国的煤炭卖得比泥石还便宜吗？难道日本人就不怕用煤炭填海会污染海水吗？这个资料，郎教授在那里看见的，中国出口的煤炭又填了日本的哪一片海呢？用这个例子的时候，也要用脑子想一想啊，日本人蠢到这个程度，能有今天的成就吗？

中国的森林资源那么紧张，木材那么贵，中国人会把我们的树砍下来做成毫无附加价值的筷子卖给使本人吗？这样做，筷子厂还不早就关门了。事实上，现在中国用来做一次性使用筷子的木材，并不是郎教授理解的那种要十几年或几十年才能成林的树木，而是改革开放后，农民利用承包的荒山种植的速成林的木材。这类树木，只要三到五年就可成材，但木质泡松，是专门用来用来制作夹板和筷子等对木质要求不高的产品的。这种速成林，可采取轮伐的方式，伐过地方，过几年又可成林。农民用这种方式勤劳致富，出口创汇，何罪之有？郎教授如果要证明出口创汇是罪恶,还需要找些更接近事实和常理的例证和数据,才能让人信服。

五.民营企业将关门，卖厂，是中国经济的第五大危机。

据郎教授说，第五大危机是前四大危机的整合, “一个是利率的上升，一个是错误的宏观调控造成利率的上升，地方政府错误的以GDP为纲的政策及出口创汇政策造成汇率的上升。民营企业家中，这种卖公司、卖工厂的现象比比皆是，是由于营商环境投资困难。这就是我所谓的第五个危机。”

郎教授在这里一再强调利率上涨造成了营商条件的困难，民营企业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要关厂，卖厂了,也不会再投资了。同样，我们在郎教授的文章中看不到民营企业日子难过的，关门，卖厂的数据，看到的只是他甩下的这么一句话：“告诉各位一个数位，那就是我们企业家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和欧美相比，80%投入股市楼市，造成泡沫。”首先，我们看不到他是怎么和欧美国家相比的；其次，我们也不知道他这80%的数据是从哪来的；再次，这个80%究竟是多少钱，占股市房市总投入的多少? 既然企业连经营都有困难,到了要卖厂,关门的程度,哪里还有所谓的虚拟资金投入股市和房市呢? 郎教授行文至此，步步深入，引出的危机越来越多，但就是没有关键的论据。

六.外国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吞并中国制造, 把中国制造纳入他们的产业链, 是中国面临的第七大危机。

郎教授告诉我们：“07年的中国天空上翱翔着两只秃鹰，秃鹰是干什么的呢？秃鹰是吃尸体的。我前面就说过了，中国的制造业，因为前面所说的所有的理论而逐渐流血而死，头上的秃鹰就飞下来啃食我们的尸体。头上两只秃鹰是什么呢？一个是产业资本，第二个是金融资本”。而吞并之后，中国企业就会被融入产业链中去。

在这里，郎教授还抱怨中国的制造业不赚钱，所有的利润都让从事采购、仓储、订单处理、批发、零售的外商赚走了。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制造业是一元，而其他环节是三元。按照郎教授的研究成果，后者被称为“软三元”，利润要大得多。我不知道这个成果是怎样研究出来的，以我二十多年对美国进口和批发的观察和体验，一元的产品，理论上，进口商要以两元的价格卖给零售商，零售商则以四元卖给消费者，而近几年来经济不好，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进口商之间，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剧烈，除去各种折扣，库存积压的价格损耗，一元进来的各类产品，进口商和零售商各自能实实在在地以1.3元的平均价格卖出去就算运气很好了。熊彼特认为，发现和掌握一个新的供货来源，也是一种创新，它会为企业带来创新的报酬---超额利润。但是一旦所有的企业都跟进，或者说进入模仿阶段，这种利润就会消失。现在几乎所有的商家都从中国进货，已不是追求高额利润的阶段了，利润早就平均化了。大家都从中国进货，你不去，就会出局，就会在竞争中垮台。产业链的流通部分在发达国家，开销也高，如租金,人工,保险等等各类开销,几乎销售总额的20%左右,要靠薄利多销才能维持。很少看见单纯依靠产业链流通这一端，成了千万和亿万富豪的进口商和零售商。进口和零售商的千万和亿万富豪大都是借用这个平台，利用股票上市或房地产的炒作发财的。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开销相对较低。大家的利润会在市场的作用中趋向均衡。至于郎教授说的巴比娃娃和名牌服装，出厂价和与销售价之间的巨额差价是存在的，但是，这些名牌产品的高额利润，是对品牌的所有者前期投资所形成的相对垄断地位的回报。越贵的产品，销售量会越少，同时名牌产品之间也会产生竞争，要想保持品牌优势,就要不断投入,不断开发新产品,不断宣传广告。事实上，即使郎教授用来说明产业链利润分割不均，拥有巴比娃娃品牌的玩具商Mattel,去年盈余并不理想，每股仅1.4元，其股价由每股29.7元，跌到了17元。而主要经营非名牌的连锁店如希尔斯, TARGET等, 每元投入所得回报甚至比前者还高。名牌产品的超额利润在竞争中也在下降。国际产业链利润的分割，是由市场决定的，不是外商想赚多就可以得到多。同理，制造商的利润也是由的市场决定的，产品的价格如果被压得太低，制造商就会转行或破产，产出就会减少，价钱就会提高。把产业链的利润分割归为人为的或政治原因，与其说是对经济的探讨，还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挑唆。

郎教授担心中国的企业被外国资本吞并，“被融入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去”，的思维和逻辑也是混乱的。

早在郎教授认识到这是个危机之前，中国就已经是他所说的这个国际产业链中的低价位产品的最大产地。中国的企业其所以会成为国际产业链的一环，这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与全球化接轨的成就，也是传统的比较成本学说在现代社会的体现，中国的充足劳动力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正因为中国企业融入国际分工产业链，才成就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要想不融入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去，除非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闭关自守的时代，而这时，恰恰经济危机四伏。从历史经验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都会从国际产业链低价商品的生产开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70年代，台湾、韩国都走过这条路。现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还在国际产业的制造环节中，只是实现了由生产低价位商品向生产中等和高价位商品的转化。它们融入国际产业链的分工中，并没遇到什么不可化解的危机！也没有因为赚不到“软三元”，失去升级的动力。

郎教授既要企业赚软“软三元”的利润，又反对国际资本入资中国企业，把外国资本与中国资本的结合，看作是对中国产业的洗劫，实质上是用现代语言包装的早就被中国的改革所唾弃的闭关自守的陈旧思维。外资进入中国独资开厂，与中国私人资本或国有资本合资办企业，从刚刚改革开放就有了，并不是设么新鲜事，不仅没把中国的产业血洗，反而提升了中国企业的档次和竞争能力。近年来，中国企业出现了整合和集中的趋势，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外国资本不放进来，不参与企业的整合，中国的企业怎么走得出去，又怎么赚得到郎教授指引的“软三元”的利润？以郎教授所举的青岛啤酒为例，他特别担心已经拥有27%股份的美国安海斯-布希公司再多买4%的股份，这个中国人的企业就会被秃鹰吃掉。无疑, 青岛啤酒在中国是知名品牌, 但是在国外, 几乎无人知晓, 在美国人的超市, 还没见过卖青岛啤酒的。美资入股，对青岛啤酒开拓美国市场应该是有帮助的。退一步讲，即使美国产业资本获得了青岛啤酒的控股权，他也无法将青岛啤酒搬到美国去，酒厂必须留在青岛，用崂山的泉水才能产出青岛啤酒。工人照样上班，国家照样收税。市场的扩大，也许会刺激产出，吸收更多的工人，上缴更多的税给国家。特别是有些自己经营不下去的企业，让外资吞并不是什么坏事，企业的经营水平有可能得到改善，万一不能起死回生，风险留给了外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本已无祖国，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取决于它能否留住资本。当年，联想吞并了美国IBM的笔记本电脑的业务；德国的奔驰吞并了美国的克莱斯特汽车公司；索尼公司买下了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业务等许许多多资本相互渗透事件，并未让美国人感到危机的到来。除了国防工业，很少看到发达国家拒绝资本的流入。在美国，外国人购买股票还享受免税的优惠。

可能郎教授也意识到国际产业的整合，资本的相互渗透是不可抗拒的，在谈完秃鹰啃尸的恐怖后，试图为自己站不住脚的恐吓留条后路。又说，他其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是中国在参与国际产业整合或国际化之前，没有对外资洪水挖好渠道，即没有制定好法规。中国历来有水到渠成的说法，况且，中国改革开放都快三十年了，如果像郎教授所说得那样，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法规，哪个外资还敢进来？当然，这些经济法规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改完善，但是，绝不可能等经济法规完善了，再放外资进来。试图离开实践制造完美只是一种幻想。而要以这种幻想来拒外资于国门之外则更是天方夜谭。

七.金融业将被外资所席卷。

郎教授认为中国的金融业将被外资席卷的起因有两个：一是银行业上市；二是人民币将实行的浮动汇率的改革。中国银行业的改革, 请了摩根, 美林和高盛做顾问这 些改革都是图利美国中央银行的。

就算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聘用了美国的投资银行的专家作顾问，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顾问的意见就一定会图利美国的中央银行，就像美国的各级金融机构也雇了不少中国的高级人才，但这些人不一定会图利中国政府一样。顾问毕竟不是决策者, 即使这些顾问的建议，有图利美国的倾向，中国政府也不一定会采纳。更重要的是要拿出这些顾问的建议图利美国，并被中国政府采纳了的证据。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一种想当然的推论，不知道郎教授的证据在那里。

不仅如此,郎教授还引用了世界银行所收集的过去250多次银行危机的案例,其中能找到资料的,有90%的案例,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束手无策,来说明谁都不懂银行改革。他由此推导出“既然全世界没有人知道如何改革银行，你中国怎么敢改？” 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银行业不能改革。我不知道郎教授引用的这个资料是如何得出过去90%的银行业危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都束手无策的结论的。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资本主义早就崩溃了。郎教授今天也就用不着在这里担心中国的金融业被外资席卷了。

不可否认，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许多银行业的危机，有的还引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如1929年-1933年的经济危机等，但是这些危机最终都在调整和改革中得到了克服。而资本主义的金融体制正是在不断克服危机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今后，也还会出现新问题，但是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会随之而产生。真要到了束手无策的那一天，也就资本主义的终结。

如前所述,郎教授一再强调,中国的企业要冲出硬一元的局限，向软三元争利润。而现在，软三元的主要市场在发达国家。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与国外市场交往，这就涉及到了金融业的改革了。没有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自由流动，企业怎么走得出去?如果银行也还像过去一样，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垄断经营，又怎能保证人民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比值不受到操控。中国的产品要打入国外市场，中国的企业和投资公司要到国外去赚钱，要别人市场开放，而自己却不让国外资金进入中国的金融业，这做得到吗？按郎教授的思路，无非是既要企业向软三元争利润,又要用一个绊脚石把企业堵着，让你兜个圈子又回到原点。

郎教授特别举了“中投”投资美国黑石集团和花旗投资建行的例子，来说明外资购买中国银行业的股票就赚大钱,中国银行业的好处都让外资抢走了；而中国投资外国的资本管理和金融服务业就亏本。任何投资，风险和利润时往往是成正比的。花旗投资建行，现在赚钱，谁也不敢担保它永远赚钱，它也要承担建行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样，“中投”投资美国黑石集团现在亏本，只要所持股份没卖出去，就不能说是亏了。当年，网络股开始回落时，不少投资人在二十多元买入新浪和搜狐，后来股市大崩，这两家的股价最后都跌到10元以下。如果在2004年前来评论投资的回报，那绝对是大亏。然而，到了2007年5-6月份再来看，这两公司的股票都有每股超过50元的纪录，回报率并不低。脱离市场和时间来讨论盈亏实际上是缺乏投资常识的。如果郎教授要说明“中投”将来也收不回本钱，还有必要论证黑石集团的营运和经营方向的错误，将来不会有好的盈利或必定关门。

中国银行业上市和未来实行人民币浮动汇率，到底会不会出现中国金融业会不会被外资席卷，中国的货币体系会不会被对冲基金或其他炒家打垮呢？郎教授的结论是肯定的。

外资购买中国近行业的股份真有这么可怕吗？最近，“中投”投资30亿购买黑石集团10%的股权；随后又以50亿购买摩根斯坦利9.9%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美联社在评论称， “中投” 的资金“是给在次级债券投资失败的公司带来的帮助”，并“可能是次贷危机开始结束的迹象”。这次美国经济界, 几乎没人认为这是中国资本席卷美国金融业危机的开始。其实,不论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金融业,还是中国的资本进入美国的金融业,害怕应该是这些投入资本的公司,而不是本国的金融业。所在国随时都可利用国家立法，制约这些资本的运作，它们所要承担的风险要比投在本国的金融市场要大得多。今天，欧美国家大的金融公司，其股份的所有权已没有纯而又纯的了。一旦公司的股票上市，任何国家的资本都有可能进入这家公司。却还没听说过哪个国家的金融业因此被国外资本席卷和控制的先例。

当年,索罗斯在亚洲的印尼，泰国等国家炒作股票基金和货币，导致了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几乎崩溃的风暴。现在，包括郎教授在内的许多反对解除外汇管理的学者都把原因归结为人民币浮动利率和自由兑换。但格林斯潘从危机一发生就认为是这些国家的金融体制改革不够彻底，市场机制不够健全引起的。我从不认为权威讲的就是真理，但是格林斯潘的说法，并非无中生有。事实上，索罗斯的量子对冲基金或类似于这类基金对股票基金和货币的炒作并不仅仅发生在亚洲，也不是从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时候才开始的。它们的炒作几乎涉及到所有开放的资本市场，早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前就有了。对冲基金开始于1949年，一个澳大利亚人创办了第一支对冲基金。到1966年已经发展到144个对冲基金，记录比较好的，年收益率平均可以达到10-20%。目前已经有2万家左右，规模从最初的10万，发展到目前的2兆以上。为什么在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和法国等国家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生在像泰国，印尼等国的金融风暴呢？当我们要从一个结果中找出导致它产生的原因时，有必要参照这些没有产生这一结果的市场的条件，把其他市场中与它相同的条件都排除掉，才能找出这一结果的原因。按照郎教授列出的导致金融风暴的条件是：经济泡沫，通货膨胀，股指期权，浮动汇率，货币自由流动。这些条件在其他没发生金融风暴的资本市场都存在。虽然找出当年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排除法至少可以断定郎教授列出的原因是错误的，它们，包括浮动汇率不是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原因。

八.2008年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

郎教授的第八大危机实际上是他的第七大危机的进一步说明。他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懂得“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外资银行不但要购买中国银行业的股份，而且马上独立经营人民币业务了。于是他想当然的论定外国银行会把中国市场上的好客户，也就是说银行可从他们身上赚到钱的客户抢走。为什么呢？他的理由有三：一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对外资不起作用，他们不会收缩银根；二是我们的服务不如人家；三是我们的信用不如人家。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进行了，它只通过提高拆借利率；控制货币的发行量或双管并用来紧缩流通中的货币量。外国银行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内用低于其他银行的利率来吸引顾客，但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来看，它仍然跳不出市场的制约。银行利息，外汇利率之间会形成一个相对应的比例。外资银行要到央行拆借，它的成本支出不会低于其他银行；它要从国外市场拆借外汇借贷给中国的顾客，经过两种货币的兑换，它的成本支出，也会与从央行拆借大致相等。他要想在中国市场上赚到钱，并得到发展，就不可能以比其他银行低很多的利率发放信贷。同理，它也不可能以比其他银行高很多的利率吸收存款。以美国为例，当联准会的利率确定后，各银行的存贷利率会有些许差距，但不会太大。顾客会随利率流动，也会受到流动成本的制约。美国的大银行如花旗, CHASE等, 在香港, 日本和欧洲各国都分行，也没见到能以比当地银行优惠的条件，把本地银行的客人都抢走。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必然会与中国银行竞争，这对中国的银行业是件好事。如果真像郎教授说的，国内的银行的服务和信用不如人家，被人家抢走了生意，这对中国的银行业是一个一个有益的挑战。股份化后的中国银行业，受到外在的挑战和内在股东的压力，要想不被挤垮，要想发展，就不得不改进自己，更好的服务于顾客。中国的银行也由此将得到提升。这无论如何算不上危机，只有试图维护落后和垄断经营的人，才会感到危机。

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问题是有的，潜在的危机也是有的，作为独立的学者和专家如果实事求是地探讨这些问题，有一个问题谈一个问题，有一个危机说一个危机，提出强有力的证据和解决问题和危机的建议，会得到读者和社会的认同和尊重。但是，如果还用一种中国传统的神秘和玄妄的思维方式来探讨现实，不论好事还是坏事，都要凑齐十条或八条，而且条条都说得不清不楚，这就有点信口开河，危言耸听了。网上的读者看重的是文章的本身，而不是作者的身份。不论文章的作者毕业于哪个名牌大学，过去取得过何等辉煌的成就，哪怕你过去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那只表明一段辉煌历史的终结。今天，你是牛是马，得拿出来遛遛。作为读者, 我尊重郎教授名校毕业的历史，但不能因此不加思索地随声附和，任他指鹿为马！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

（2） 张舒英：《“广场协议” 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3）亚当.斯密：《国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