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十年前，長者關注組織(AC)曾给我推荐过一位陈姓老人。陈先生虽是耄耋之年，但举步稳健，岁月好像并未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痕迹。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陈老就来到英国；他是我在伦敦所碰见过的来英最早的中国移民之一。旅英六十余年，陈老可以说是满腹故事；可惜这些故事我还未来得及“发掘”，老人就因病离开人间。

    第一次与陈先生见面，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平时与华人接触不多，同辈的朋友熟人大多是“老外”。他懂上海话，但却不会粤语,平时则主要讲英文。我对他说有某个小项目想收集老一辈华人的故事，希望他能参与。但陈老不太愿意，说早前回国探亲，家乡就曾有人劝他出书，他也没答应。起初我并不明其中缘故，后来和他谈心，才知他另有顾虑。原来陈先生青年离家，曾是西安事变某主帅的警卫队里的其中一员。出版社的老总们嗅到他的故事的火药味，于是着意追踪。但为免麻烦，陈老婉转地谢却了他们的请求。

    和陈先生交往熟络后，我对他的认识也多了一些。老人原籍浙江，小时随家人移居上海。入伍后走南闯北，抗战期间随军旅到过云南、广西一带。后战情有变，他和部分战友被派往印度，在盟军某所军校里学习战车修理技术。那时候装甲坦克等在中国军队中并不多见，懂战车机械保养的人很少。陈老说他和他的同僚们是最早被派往国外专攻这一关的中国军人。

    不久后陈先生经印度来到英国，复员后留了下来，在新的国度里寻求生计。那时候，想在英国找一份较好工作并不容易，何况初来咋到的陈先生还未学会英语。无奈，他只好去港区打工。先是在食堂里做伙夫，后又到码头当苦力。当时的伦敦港是臭名远扬的大煤港，码头搬运的活既肮脏又辛苦。幸而陈先生风华正茂，敢于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反倒是语言上的隔膜让他饱尝苦头。那时，旅居英国的华人很多都是因远东战事而被迫滞留的船员,因而都是“纯爷们”,女同胞少如风毛麟角。陈先生只好就地取材,经多番折腾后结识了一位本地姑娘，二人结为连理，数年后有了两个小孩。只可惜好景未长，先生和异国姑娘的婚姻不幸触礁，最终还是一拍两散。

    又过了数年，陈先生梅开二度，再次成家；接着的几年他曾多次转行，先后在英格兰中部的好几个城镇谋生，靠打工度日。攒足本钱后，陈先生开了一家小餐馆，卖“杂碎” 中餐。陈老的生意并不总是一帆风顺，而是几起几落；到年老时老伴走后，他索性关门大吉，安享晚年。旅英几十年，但陈先生一直未离开过英伦海峡，直至九十年代中，他才有机会回乡探亲。自小离家老大回，陈老说回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家乡不再有战乱，半夜三更再也听不见令人心寒手抖的冷枪声。

    陈先生的两个孩子各有家室，逢年遇节除女儿打个电话问安外，他与他们并没太多来往。子女不懂中文，孙辈就更不用说了。陈老还有一个四十年代末撤退到台湾的胞弟。胞弟在那边一辈子，到头来也落得个“无产阶级”的底牌。陈老说兄弟俩分别一大半世纪，一直未能相逢，好几次夜阑人静时，胞弟打电话来，两地老人提着电话，许久说不出话来，互相听得见对方抽泣的声音。

    晚年的陈先生只能靠政府的退休福利金过日子，手头并不充裕。但有一次我陪他去参加某华校的开学典礼，他当场捐款一千英镑。校方领导让他上台讲话，陈老对孩子们说，年轻时因国贫家穷，自己未能如愿读书，如今机会难逢，希望孩子们珍惜时光，努力学习。老人越讲越激动，末尾时竟老泪盈眶，在场的师生都被他的言辞深深打动。

    很长一段时间因事我未能与陈老保持联系，但心里仍暗地希望他能改变初衷，给我更详细更系统地讲述他的经历和故事。然而二零零六年夏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位熟人的电话，说陈先生因病抢救无效,已在伦敦琼斯医院离世,护士正通知死者家人处理遗物。就这样,陈老的故事便如风筝断了线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离去的不仅是一位可敬的华裔老人，而且很可能还是他所处的那个年代的历史风云的重要见证人之一。很可惜,这些都已成了来不及记录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