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晋口述 徐绥之采写、注释

三、布雷游击队

徐： 1939年下半年，南京、上海已经失陷两年多，广州、武汉也失陷一年多了，日本人正在攻打长沙，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后。

欧阳：是的。所以，我们回来干什么？海军的船被日本人打沉了，有些自沉了。 [i]

【图 11 抗战初自沉的中国“平海”号巡洋舰】

回来之前，林遵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回去抗日，怎么抗法？我们是学海军技术的，船没有了，怎么办？那时候从报纸上看到，国内搞游击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效果非常好。大家就讲，船没有了，可能还有水雷。对，搞水雷，到敌后去，打游击。没有办法，没有舰，搞水雷。我们拟了一个计划，就回来了。

林遵把我们的案（建议方案）带到重庆，重庆当时是陪都。后来知道，国内也有和我们类似意见，到敌后布雷。大概是水雷制造所所长曾国晟提的，他是造水雷的，也是海军，是前辈。 [ii]

我先到长沙，然后去洞庭湖，到沅江布雷队当队员，在洞庭湖布水雷，封锁（日军）。大概在 1939年底，我们转到皖南敌后——估计是我们的案成功了，重新组建了布雷队 [iii] 。在沅江也布雷，但那是正面防御，我们的方案是到敌后布雷。在国内，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到敌后去的布雷游击队。林遵是第五布雷大队大队长。他晓得我，还有我们班同学好几个，从德国回来的，调到一起。我们是第二（布雷游击）总队下边的大队，配属第三战区，下面有两个中队。我是布雷官。我们在皖南一带活动。（其他布雷队）有的在赣北，武汉方向也有。

【图 12 海军布雷队】

布雷游击队是秘密的，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我们全换上陆军衣服，挂的符号没有讲布雷，是“执法队”。雷是湖南造的，后方兵站运来——以前你没有听到这个事？

徐：没听到过。以前总讲国民党不抵抗，或者说它只打正规战，不打游击战。

欧阳：我们是受报纸启发。游击队，以少胜多嘛。我们驻在贵池县附近山沟，一个十几户人家的村。我们一到那里，就说，第一次一定要布成功。第一次就是林遵领导的，我也参加了。我们通过陆军 148师特工队，摸清敌人部署，然后自己到敌区实地调查。最后决定在贵池两河口布雷。那里有条小河，秋浦河，用船把雷运去。搞船很不容易，是岸边一个老百姓出面，说要在夜间运货到江北，预约三条船。1940年1月19号——是这个日子，林遵带着我和另一个布雷官王国贵，布雷队员30多个，换老百姓衣服，去布雷。出发前特地做“光饼”。你知道光饼吗？戚继光打倭寇，部队带干粮就是这种饼。在福建把它叫做“光饼”。不单解决伙食问题，也是鼓舞士气。

那天，我们先到藏雷地点，把雷准备好，地方上组织 80多老百姓，抬15具漂雷。漂雷就是漂流水雷，用浮筒吊，在水里悬浮，顺水漂，碰到船引爆。我们用“海庚式漂雷”，全重大概150公斤，装150磅炸药。

在敌区运雷，要伪装好，人抬，一个雷四个人，雨雪天或者路远，八个人。我们的队伍，除了布雷队员、抬雷的群众，还有 148师两个排掩护、支援，一共200多人。绕过敌人据点，穿过公路以后，陆军停下隐蔽，布雷队渡过秋浦河。后来下雨了，雨加雪，地上泥泞，不小心就滑倒，非常困难。三四十里路，到目的地，比计划晚了一小时。以后还顺利，林遵一发信号，三条船就过来了。老百姓先撤走，我们把雷装上引爆装置，抬上船，划到长江航道，布到水里。做这些事十几分钟，原路返回。回来路上，我们两个队员跌倒了，受伤了，走不快，影响速度。林遵决定大队先撤，派我留下照顾伤员。以后也还顺利，我们三个走走停停，没有出问题，比大队晚一些到（驻地）。第二天来了消息：炸沉一只汽艇，炸死十几个敌人。后来又有消息，又炸沉一艘日本的运输舰。这是第一次（布雷），非常成功。参加行动的30多人，每人得一个奖章，每个人都有，都立了功。

【图 13 海庚式漂雷式样略图（布放后状态）（欧阳晋手绘）】

徐：是什么奖章？奖章现在还在么？

欧阳：好像叫“陆海空军奖章”。解放后，“三反五反”还是什么运动，我把那些奖章，还有证书——后来我还得过几次，都上交了。好像是交给华东海军政治部了。

我们第五大队第一次成功以后，十几天之内，第一大队、第二大队也有布雷成功，炸掉敌人好几条船。

徐：老百姓抬水雷，你们给钱吗？

欧阳：好像没有。那些老百姓都很好，村里保甲派来的。那时候农村搞保甲制度，给我们安排民工。 [iv] 有时候工兵也抬雷、抬船。尤其是船，重得不得了，要好多人抬。

徐：那时候，你们的生活和在德国时候反差很大吧？

欧阳：布雷人员不都从德国回来的，有后来学的，大部分是我们（马尾）海军学校培养的。当时我们说，一定要干好，第一次是做试验。成功了，现在想起来还特别兴奋。当时非常困难。我们是以守为攻，到敌后开辟战场。布雷主要是炸船，破坏交通。我们回国抗战，就是这样想法，尽自己力量嘛。要把日本人赶走，宁可自己苦一些。这是在林遵的影响下。

我们从德国回来，忽然间到敌后打游击去了，你感觉这里变化很突然，是吧？我就想你这个问题。当时，我到敌区，有种感觉：那地方老百姓苦得不得了，他们苦的程度感动了我，我们已经算不错了。所以，那时候不感觉苦不苦，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接触老百姓，他比我们苦得不得了。住老百姓家，看他们很苦很苦的，每天种田，我们也帮助他们割稻子。我们比他们好多了。

徐：能不能这样说，你们到皖南农村前，对中国社会，对农村，实际上没有什么接触？

欧阳：是这样，没有接触。对后来的苦，我们思想有准备。举个例说，从德国一回来，在贵阳，我们分开上前线，什么东西都丢在贵阳，就带个包走。从外国带回的东西，都丢掉了，手表也不肯戴。下去，就准备牺牲。当时就这样想法，就这样到前线去了。

徐：东西交给谁保管？后来还给您吗？

欧阳：托运到重庆。我有个箱，后来一个同学，我们那 10个当中的一个，把箱交还给我，打开一看，里边只剩一点点东西了。

在安徽那几年，困难很多，战果也不小。纪念抗战 50周年，我写文章，讲我亲身参加抗战的体会，我的战友也提供情况，主要写第五大队，也写一般情况，我们的战果。我们炸了不少敌伪舰船，统计有资料，列表。日本人的船，在长江不敢随便跑。布雷队有好多队员牺牲了，那篇文章主要纪念他们。写成功，也有写失败。 [v]

徐：你们布雷，任务是上边下达，还是自己决定？你们和新四军有接触吗？

欧阳：我们上面是第三战区，新四军也属于第三战区，我们有配合。我们第五大队主要配合 148师，和新四军接触少些。可能第三大队和新四军配合多些。

【图 14 被我水雷炸坏的日军舰艇】

布雷任务主要自己定。要看情况，比如天气、敌人动向，情况比较复杂。执行任务，队伍人很多，浩浩荡荡，抬雷、抬船，穿过警戒线必须隐蔽，陆军护送，有时候工兵配合。日本人非常害怕，非常恼火。

他扫雷扫不过来，就“扫荡”，想消灭我们。飞机来炸，我们到处躲，躲到山沟，住老百姓家，穿老百姓衣服，他没有办法。有时候，他知道我们布雷，派兵包围，把人抓去，查出布雷队员就杀。我们穿老百姓衣服，抓去也不一定发现。这些情况我文章里都讲了。 [vi] 在布雷队搞了几年， 39年到43年，我调出去了，去重庆。

[i] 1937年8月江阴要塞保卫战前，据蒋介石命令，陈绍宽分两次调集舰船（包括主力舰、超龄巡洋舰等军舰和商船）43艘，计6.4万余吨，自沉于江阴江面。另沉民船、盐船85艘及大量石料填补空隙，在预定位置“形成一条坚固的江阴阻塞线”。（《近代中国海军》，954～956页）。至翌年1月，海军所辖121艘舰艇，被日军击沉88艘，自沉25艘，只剩小型舰艇15艘。（《江苏文史资料》第32辑，175～188页）。据称，以舰船自沉阻塞日军，是海军电雷学校负责人欧阳格的主意，其用心是借机削弱闽系海军实力。（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曾国晟《记陈绍宽》）

[ii] 曾国晟，约生于1900年，卒年待查。字拱北。福建福州人。1917年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曾赴日本学造船，赴英国学海军。20年代任“楚有”舰副长。抗战中任海军水雷制造所所长，创办《海军整建月刊》。抗战后任海军总司令部第六署署长。1948年9月授海军少将。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旋应张爱萍邀，任上海市军管会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主任。（参看《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蔡鸿干《抗日战争期间闽系海军一次复兴运动的史料》，《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87～111页；黄港洲《张爱萍与海军——共和国海军初创纪实》，95～96页；曾国晟《记陈绍宽》）。

[iii] 抗战初，海军即确定“以舰队实力，配以水雷袭击，协同陆军坚守淞沪，保卫江阴要塞，消耗敌军，拱卫首都，掩护沿江物资西移”的战术指导原则和作战任务。后因大量舰艇损失（包括自沉），水雷战遂成为海军作战主要手段。1938年春，“海军以水雷封锁和炮队组成一道又一道防线阻击日军，获得很大战绩，再次迟滞了日军前进速度，深得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之赞扬。”是年秋在洞庭湖组建布雷队，由薛家声统一指挥。9月初组建第一个漂雷队，向敌舰展开水上游击战，队长郑天杰。10月底决定在敌后开展布雷游击战，组建“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辖布雷队5，刘德浦任上校总队长，林遵等任队长。1940年4月，在郇鄂区增设布雷游击队，由曾国晟督率，林祥光等任队长。1941年3月4日，蒋介石下手令，“要求以游击布雷截断敌水上交通，消耗其物资力量，较任何武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并饬各战区长官对布雷队以特别保护”。其后至1942年底，陆续成立第一至第五布雷游击总队，各辖大队、中队若干。（《江苏文史资料》第32辑，199～202页；参看《近代中国海军》，974～982页及书末“近代中国海军大事记”）

[iv] 关于民工报酬，此说不确。当时第三战区设有军民合作指导室，省设指导处、县设分处，乡镇设合作站。后者主要业务是“在所辖各保甲内，按户籍人口分别指定壮丁编为苦干队，轮流供役，协助军队运输。”有明文规定：“输送夫役……工资按当地一般工资情况，由征雇部队先交合作站，由站当场转交给本人”。（张丕生《第三战区军民合作指导机构工作概述》，《上饶文史资料》第8辑，80～81页）至于工资能否即时、如数发到合作站乃至民工手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v] 欧阳晋《回忆抗战时期海军皖南、赣北长江布雷游击战况》，《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13～144页。

[vi] 1939年底以后，海军各布雷队“在所控制的长江各段，大量布放水雷，封锁航道，且主动出击，展开敌后布雷游击战。战术行动机动灵活，常使日军防不胜防，狼狈不堪，损失惨重，终不能在水上顺利航行。这对日本海军官兵的心理打击极大，许多日本海军官兵谈雷色变，闻雷丧胆”。其中，欧阳晋所在第二总队的作战，“给了日本海军以沉重汀击。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游击区共布雷1370具，触沉日大型军舰3搜、中型军舰8艘、炮舰6艘、运输舰32搜、大汽艇4艘、汽艇48艘、炮艇1艘、大火轮1艘、小火轮4艘、大铁壳2艘、汽油船1艘、木壳船1艘、商船2艘、大驳船1艘，总计大小舰船114艘，另有汽车20余辆，伤亡其官兵5000余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战果至为辉煌。”（《近代中国海军》，974，980页；参看欧阳晋文章及《江苏文史资料》第32辑，199～202页）

欧阳晋回忆和海军布雷游击队战绩，令笔者感慨良多。许多年里，一提抗日“敌后战场”，必指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与之相对的则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直到最近，史界仍“普遍”坚持把抗日战场分成这样两部分的观点（《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617页；《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217页）。然而，硬把欧阳晋们当年所为说成“正面战场”，岂非圆凿方枘？值得一提的是，由上引《近代中国海军》就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当年“老冤家”——“国民党军海军”之抗战业绩所作介绍和评价，或可让人揣摩出：在重事实的“专家”和讲原则的“学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据《近代中国海军》前言：该书由前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亲自布置”、“海军组织编写”，撰稿以军界专家为主。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