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论调出自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作者，全文又只字不提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殖民者和侵略者的日本和西方列强，怎样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试图消弭他们的民族主体性，实难以洗脱用‘怪罪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策略来文过饰非的嫌疑。

此文同时引述了一九八七年从中国移居纽约的电影和剧场导演陈士争的话。他说：‘几乎可以说，我们体内有某种遗传基因，促使我们自动对外国人的批评和数落作出时而偏激的回应。’陈士争执导的电影《暗物质》（DarkMatter）体现了这种对中国人的成见，它借一班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失礼失德和失控失常，渲染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劣根性和阴暗面，即片名所指的‘暗物质’。

这令我想到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不久前接受《新闻周刊》的访问，谈及以她祖母的悲惨一生为故事大纲的新书《接骨师的女儿》（The Bonesetter'sDaughter）时所说的一番话。谭恩美说：‘祖母从来没有发言的权利。她被奸污，最后自杀。她的悲剧就像遗传基因一样代代相传下去。’

这也许正是电影和剧场导演陈士争和作家谭恩美在美国受到抬举和厚爱的部分原因：美国艺坛和文化市场不需要它自身文化的摹仿者和复制品，更不需要来自东方、关于现代文明的任何表述。

美国能够接受，甚至选择表扬的‘外来作品’，尤其是中国或以中国为题的作品，最好能够呈现出一个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或‘历史中国’。这些作品应该像《暗物质》和《接骨师的女儿》那样，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以至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进行批判。也只有这类文学作品和艺术创作，才能够认同和回报美国对中国文化的期待和视野，以及满足美国人对中国人和所谓‘中国性’的想像。

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早前到香港书展讲座的旅美小说家哈金。他的作品得到美国评论界的青睐，跟‘责难中国’这个当地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大有关系。权威的《纽约书评》就曾经指出，哈金的重要性在于他属于‘极少数的作家，能够以不错的英文，告诉我们“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怎样的一种经验”’。也就是说，虽然哈金的英文只是‘不错’（这种措辞背后隐藏的文化优越感实在可圈可点），但因为他‘提供的资料太罕有’，所以重要性无可置疑。

由此可见，哈金作品这种在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性’和‘批判性’，而非它‘只是不错’的写作，才是它受到美国评论界青睐的主要原因。这解释了为什么他的最新作品《自由生活》（A Free Life）自去年出版后不但销情不佳，并且得到的评价毁多于誉。

这个长篇是哈金第一本以美国做背景的小说，这次哈金不再将自我压抑、自我牺牲的受害者本性强加于他小说的中国人主角身上，反而专注描写中国人移民到美国在同化过程中作出的挣扎，以及实践美国梦的代价。

当然，在作品中展示有严重‘自我受害者化’倾向中国人形象的，不仅是海外华人艺术家的‘专长’，好此道者还包括一些急于得到西方认同，甚至认可的一些中国大陆本土艺术家。有心逢迎也好，不知不觉也好，他们挖空心思要将‘仇恨情结’和‘受害者情结’----两者皆被西方评论界诠释为中国艺术创作和文化实践的‘中国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以中国电影为例，自我厌恶甚至自我憎恨，在近二十年电影导演的集体想像中，一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随便举几个例子：陈凯歌夺康城（坎城、戛纳）影展金棕榈奖的《霸王别姬》，暗示中国近代的历史悲剧植根于中国人的悲剧性民族性格；最近在香港上演、刘奋斗导演的《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将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伟大爱情’放置在一个虐与被虐、互相仇恨与互相折磨的语境和关系中衍生意义。

林沛理：《瞄》(Muse)杂志主编，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评论集《影像的逻辑与思维》、《香港，你还剩下多少》及《能说‘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