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时期我还没上学，有一年夏天，奶奶蒸了一锅馒头，我拿了一个刚出锅的热乎馒头边吃边找邻居的孩子去玩。刚出门就听大孩子们喊：门口有路倒，快去看啊。我不明白什么是路倒，就跟着大孩子来到南门外。出大院门往左边一看就见一堆大人孩子围在那看热闹。我拿着馒头从大人的腿缝里挤了进去，见一个破衣烂衫的中年汉子正靠在墙上啃一个没有苞米粒的苞米棒子。我正傻傻地想，这苞米棒子能吃吗，他怎么啃的那么香呢？这人突然一把将我手中没咬几口的馒头抢了过去，三下五除二就给吃了。我一下楞了，旁边的孩子起哄喊着：抢馒头了，抢馒头了。我急忙往家跑，心里寻思，馒头是有数的，我的被抢了，奶奶回去不得说我啊。可回去告诉奶奶我的馒头被抢了后，奶奶却没说我一句，只是叹了口气说：“这人是饿坏了，抢就抢了吧，没准能救人一命呢。”

也是在困难时期，当时是家家挨饿。有一次经常给我们剃头的师傅又来院里打着那个嗡嗡作响的玩意，奶奶听见后就喊他进屋给我剃头。每次剃完头奶奶都会和师傅聊一会，让他喝碗水再走。这次给我剃完头，剃头师傅却没和奶奶打招呼就急忙走了，晚上奶奶分窝头时，发现丢了几个。想来想去，只有剃头师傅来过，一定是他饿极了给顺了去。奶奶虽然很懊恼，但也没出一句恶言，只是念叨着：这人真是饿坏了啊。

小时候，奶奶经常带我下乡，都是搭农村进城送菜的马车去乡下。第一次跟奶奶下乡去我三奶家，记得一进门三奶家的几只大鹅就伸着脖子嘎嘎的叫着冲我们跑来，我当时不懂鹅还会拧人，不知道危险，还高兴的要去抓鹅，可奶奶明白鹅不好惹，一把把我抱起来，一面用小脚抵挡着大鹅的进攻，一面冲屋里喊：“三，赶快出来，把鹅圈起来。”

小时候特爱跟奶奶下乡，冬天可以在河泡子上滑冰车，夏天可以去地里玩。我第一次看到活猪就是在乡下，我还以为是公园里的黑熊，就一惊一乍地大喊：黑熊，黑熊。乡下的表弟表姐就笑话我连猪都不认识。这个笑话他们叨叨了好多年。

奶奶和三奶很亲，三奶对我们三个兄弟比对自己孩子还亲，因为三奶自小就喜欢父亲。本来父亲是想让三奶跟奶奶一起进城的，母亲说，那时城市户口好办，她完全可以把三奶的户口也落到我们家的，可三奶的家人不同意她跟父亲进城，三奶就留在了乡下。为此，父亲还哭了一场。母亲说，她只见父亲哭过两次，一次是三奶没能跟奶奶一起进城，再就是二弟得黄疸型肝炎时，父亲抱着二弟哭了。我二姑就是黄疸型肝炎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父亲当时是急哭了。

母亲后来告诉我说，我三奶心眼实，心善。二奶就不好，小心眼，好嫉妒。那时我们家的规矩是三个媳妇谁怀孕生孩子，另两个妯娌就要轮流伺候月子。坐月子的媳妇唯一的特权就是每天可以吃一个煮鸡蛋。轮到我三奶伺候月子时，每天都挑一个大个鸡蛋给我奶奶煮，轮到二奶伺候月子时，二奶就挑一个小鸡蛋給我奶奶。二奶对我奶奶有些嫉妒，因为我奶奶生了两个儿子，虽然只活了一个，而二奶和三奶生的都是姑娘。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生了儿子的奶奶自然受到太爷太奶的重视和厚待。

我还记得小时候，三奶经常进城来看父亲母亲、奶奶以及我们三个侄孙子。每次来都要竖着大拇指夸我们几个和母亲。有一次三奶进城的时候，她养的大黄狗也跟来了。我奶就说她，三儿，你怎么把狗还带来了。三奶边比划边说，不是我要带，是这狗非跟着，撵不回去啊。结果这大黄狗带来一身跳骚，把我咬的一身疙瘩。我本来就皮肤过敏，被跳骚一咬，很快大包就变成了水泡，害得我两个礼拜没上学。

每次三奶来，奶奶都拿些旧衣服和一点挂面什么的给三奶带回去。三奶每次来也是带点农村的菜和苞米什么的。我看得出来，奶奶和三奶很亲，三奶见我们更是亲热的不得了。

奶奶得了肺癌后，三奶来过几次我记不得了，但最后一次来，我还清楚地记得奶奶对三奶说的话。奶奶说：我这病也治不好了，你下次再来也许就看不到我了。奶奶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可三奶却掉了眼泪。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堵得慌。

从小干惯了活，老了奶奶也是个闲不住的人。春天做大酱，秋天汲酸菜。做大酱用不上我，汲酸菜时我则帮着运白菜，抬石头。夏天纳鞋底做鞋，弹棉花，洗床单，浆床单，我最爱干的活就是和奶奶一起抻洗过的床单，一边抻一边笑，就像玩游戏一样。入冬前，奶奶就和母亲一起给我们做棉裤棉袄和棉鞋，我们小时候的棉衣棉裤都是每年拆洗的。因为有奶奶，我们哥仨冬天没挨过冻，天一冷就能穿上崭新的棉袄和软软乎乎的棉鞋。邻居同学小涛家里没老人，父母都在机关上班，他的棉衣棉裤就总是破破烂烂，奶奶就总是一边说这孩子真可怜，一边帮他缝缝补补。尽管一年到头不闲着，可我从来没听奶奶抱怨过一句，也从没说过累，总是高高兴兴，知足常乐的样子。

奶奶后来把这些手艺都传给了母亲，如今的母亲就像当年的奶奶，一到春天就买豆子做大酱，一到秋天就张罗汲酸菜。以前都是母亲亲手做，别人做她不放心，现在干不动了，这活都成了我弟弟的。估计做大酱和汲酸菜的手艺不会失传了。而做鞋和做棉裤的手艺现在是用不上了，恐怕要失传。

奶奶性情随和，不固执己见，凡事都随大流。文革的时候，奶奶也和大院里的老太太一样，学跳忠字舞。大家学甩手疗法的时候，奶奶也跟着学。对我们三个孙子更是百依百顺。在我的记忆中，奶奶只有一次生了我的气。

文革停课闹革命期间，我们小孩子在家闲得无聊，院里掀起了一股斗鸡热。那时几乎家家都养几只鸡。一是为能捡几个鸡蛋，二是过年时能改善一下伙食。我们家也养了几只鸡，其实只有一个母鸡和一个芦花公鸡是自己养大的，其它几只公鸡都是我表哥送来的。有一阵时兴打鸡血，在给我得了白血病的表弟治病期间，四姑也曾试用这个偏方，表弟靠打鸡血勉强维持不到一年的生命。那些抽完多次血后，没什么利用价值的公鸡就送给我们养着，等过节时杀了吃肉的。而表哥看着那些鸡就恶心，根本吃不下，以至于到今天他都不吃鸡肉。

这样我们家就经常是四、五只公鸡，一个母鸡。公鸡就成我们的战斗鸡。奶奶不让我们斗鸡玩，说那样鸡就不长肉了。可我们不听，总是偷偷地每人抱一只鸡去与别人家的鸡比赛。有一次，我的大芦花鸡与院里的鸡王斗，厮杀了几乎半个多小时不分胜负，两只鸡都累的快趴下了的时候，我的大芦花鸡竟奇迹般的战胜了比它大一圈的鸡王。我们哥仨欢天喜地抱着大芦花凯旋而归，悄悄地把大芦花放进笼子里，又偷了一把大米喂它，以为可以瞒过奶奶。但芦花鸡冠子上的血迹暴露了我们的行径，奶奶发现后真是气的够呛。晚上奶奶告诉了父亲，父亲为此把我们训了一顿，上纲上线地说只有旧社会地主老财和二流子才斗鸡玩，新社会怎么能玩这些旧社会剥削阶级的东西。从此，我们就再没玩过斗鸡。以前奶奶在我们犯错的时候都是护着我们，从不向父亲告状，所以我知道奶奶这次确实生气了。

奶奶一辈子是知足常乐，一辈子总是为别人着想，对自己的生活却要求很低，有什么吃什么。在奶奶最后的日子里，奶奶唯一想吃的竟然是红高粱米。文革期间，因为辽宁的极左，为了高产，农村只种晋杂五号高粱米，学大寨都学歪歪了。这种晋杂五号高粱米米粒发白，吃起来味同嚼蜡，根本没有高粱米味，连牲口都不爱吃。所以那时候红高粱米很少有人种，很不好买。后来还是父亲从他海城的一个同时的老家搞到一点红高粱米，算是满足了奶奶最后的心愿。

奶奶慈祥阳光的面容已经烙进我的记忆里，也化作一种基因融在我的生命里，此生此世与我同在。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