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翻来覆去，不管如何改朝换代，基层治理结构一直没变，一直是乡绅治理的宗法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个治理结构节约了国家资源，但同时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和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宋明时期虽然出现了商业革命，可在生产关系上依然没什么进步，也就没能跨入资本主义门槛。中西学者对中国为啥没有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有诸多论述，可我比较认同的是中国的基层治理结构和生产关系是阻碍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最重要内因。当然，外部帝国主义将中国纳入殖民主义体系则是外因。

这从韩丁对张庄这个典型的观察了解和调查分析就能看出这个基层社会形态是如何阻碍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对张庄的解刨也是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解刨，毕竟，旧中国的所有村庄与张庄都具有同质性。

越是贫穷的地区，剥削就越残酷，压迫也越深重。张庄就属于贫困地区的贫困村子，所以这里的剥削和压迫既残酷又深重。韩丁在张庄期间，访贫问苦，记录了很多贫苦农民讲述的土改前的悲惨故事。

王从来的媳妇是个童养媳，其婆婆并不是丈夫的亲妈，只是其收养的儿子，实际就是不花钱的长工。她九岁时被卖给王家当童养媳，受尽了虐待和侮辱。下面是她给韩丁讲的自己遭遇：

“起先因为我才九岁，只管放羊喂猪，每天上山放羊，晚上回来喂猪。”

申发良和王从来夫妇的遭遇在张庄并非特例，韩丁记录下的悲惨故事一个比一个惨绝人寰。卖儿买女的，流落他乡的不胜枚举，还有那些全家饿死的，连控诉的机会都没有了。

地主阶级对中国的危害不只是剥削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还消灭了中国可能出现的中产阶级。通过高利贷消灭富裕农民，是地主放高利贷的后果，尽管这也许并不是他们的主观故意。没地没房的穷人很难接到高利贷，因为没有抵押物，只有那些有地有房的中农和富农才有资格借到高利贷，也因此，被高利贷搞的家破人亡的往往是那些稍微富裕点的农民。在张庄也发生过一起与《活着》里类似的故事，地主沈金河看中了富农裴虎义的八十多亩地和二十间好房，就引诱和纵容裴虎义抽大烟。抽上大烟的裴虎义自然就家业败落，不得不从申金河那借高利贷。最后命运和《活着》里的富贵一样，土地和房屋都抵給了申金河，一家人流落他乡。这种农民不断破产的故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不断上演，并不是民国时期独有的。

张庄人对韩丁说：“我们穷人一生下来就欠着债。娃娃满月时，全家都想庆祝。为了包顿饺子做点吃的就得出去借钱。娃还不会坐，就已经欠下了地主的债，等到长大时，连利息都背不动了。”

“苦难几乎无处不在，但那时张庄最可怕的还不是这种和那种苦难，而是毫无改变的希望。可怕的悲剧一幕接着一幕，并且永远不会完结。”（P80）从张庄土改前的状况就可知道那时的中国什么样。

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积攒了资金，可他们却对提高生产力毫无兴趣。提高农业产量只有一招，就是使用农家肥。他们也没有能力和兴趣兴修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张庄地区十年九旱，如果农田得到灌溉，产量可轻松提高一倍。可地主的兴趣只在夺取土地和银元，土地租给贫雇农，银元埋在自己后院，以备不时之需。农业积攒下的宝贵资金都被白白浪费和闲置了。

韩丁认为：“资金闲置，劳力浪费，生产衰退，这是当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后果。从长远看，这个制度给它的受害者和它的受益者，只能同样带来灾难。”（P60）这个判断已经由历史证明了是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