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那天上午，我在小路上散步，只见远处一个红衣女子迎着我跑来，鲜红的连衣裙非常扎眼。看着身影像是个熟人，可她戴个遮阳帽，还低着头跑步，一直跑到我与我擦肩而过时，我才发现是岳红。“岳红”我回头喊了一声，听到喊声，红衣女子立马站住，回头一看是我，笑了：哎呀，是姐夫啊。我说你咋低着头跑步不看人呢? 我怕摔倒啊，这路高低不平的，也不敢看人啊。我们俩走到路边的草坪上继续聊，岳红问：姐啥时回来啊，我都梦到她好几次了。

岳红是我太太的闺蜜。以前在一个学校的时候，俩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后来因为她老板没钱了，她去了NYU医学院，尽管不在一个学校了，可俩人依然晚上或周末煲电话粥。岳红胆小谨慎，因为一直在学校象牙塔里，没什么社会经验，遇到事也没主意，就经常找我家这个猪腰子很硬的人给她出主意。岳红是国内医学院毕业后读的硕士，硕士毕业后就来美国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就在医学院做博士后，博士后转成Faculty，从爱因斯坦走的时候是Instructor。虽然专业上卓有成就，可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被耽误了，五十多了还是独身一人。

岳红站的离我有两米远跟我说话，还问我要不要戴口罩，我说没必要那么紧张，我在外面都不戴口罩的。我又问她，你们学校防疫还那么严吗？现在不那么严了，前两年不打疫苗的都被辞退了。我说，我内弟疫苗过敏，只打了一针，学校要求他每周测两次核酸，现在改一周一次了，也放松了。岳红说，今年二月我差点被感染，亏了打了疫苗。原来她老板二月份全家都被新冠感染了，症状还挺重，发烧咳嗽，检测出阳性后，就通知实验室所有人都去检测核酸，岳红被吓坏了，因为前一天她还和老板一起讨论问题，还没戴口罩。幸运的是检测结果是阴性。我说，不用那么紧张，我知道很多人都得了，不过就是个感冒而已。她摇摇头说，要只是感冒就好了，关键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后遗症啊。我老板就得了后遗症。脑雾。我已经很久不关心新冠的事了，头一次听说脑雾这个后遗症，就好奇地问脑雾都有啥症状啊？岳红说，就是思维混沌，脾气失控。我老板以前脾气很好，现在动不动就发脾气，而且都是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回家后我到网上一查，还真有这个后遗症，而且美国得这个后遗症的还不少呢。

新冠三年了，以前都讲大疫不过三年，难道新冠要跟人类永远耗下去吗？反正我是不大信的。如果没有核酸检测技术，新冠疫情估计也早就结束了。

老陶住的离我很近，只隔一条街。以前晚上散步时经常遇到他们两口子。最近这几个月一直没遇到他，我就有点奇怪，以为他去旅游了，我知道他太太特爱旅游，有时两口子走的时候还让我帮着给菜园子和花浇水，就在微信上问他：在家吗？他很快回我一个字：在。我就没多想，以为没碰到是概率问题。

老陶是个好人，而且跟我很对脾气。老陶是河南农村出来的，和我一样爱吃大馒头，爱吃肥肠猪肚这些穷人喜欢吃的下水，我蒸的馒头他尤其爱吃。和我一样，他也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喜欢折腾，连旅游都不爱去，有空就在家看电视剧，还是我的剧评粉丝。：）

我对好人有个基本判断：如果一个人无求于你还愿意帮你，那就是好人。老陶就是这样的人，我会的几样实验室技术，比如western、Elisa和PCR都是老陶手把手教我的。另外，他还是我的分子生物学老师，每当我遇到分子生物学问题时，都找他去问，每次他都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又很有耐心地给我解释的清清楚楚，让我听的明明白白。教我分子生物学知识的有好多人，有的是PI，有的是教授，他们有的讲的太专业，有的术语太多，有的则讲的太宽泛，这些人都是好人，但惟有老陶讲的我最适合我的接受水平，毕竟我是个分子生物学的门外汉，起点是零啊。

老陶是在欧州读的生物学博士，一辈子都在实验室里做研究，他太太在实验室里做技术员。很多学医和学生物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在实验室里工作一辈子。纽约各大医学院的实验室里很少没有中国人的。这个工作美国人不愿意干，工资低，又枯燥，要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挺高，所以各大医学院的实验室里充斥着印度和中国的博士。

老陶的女儿很出息，MIT毕业后在摩根斯坦利工作。老陶觉得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工作就该知足了，不该再折腾了。可他女儿不随他，很有野心。在摩根斯坦利干了两年觉得升迁太难，就考取了哈佛著名的TOP10计划，据说该计划是专门培养CEO的。毕业后，又去非洲干了一年，这是美国培养领导人才的基本路子，相当于我们干部下放农村三同和基层锻炼。回到美国后，他女儿忙的脚不沾地，连他们老两口和她见个面都要提前预约。：）

前几天散步时，遇到了老陶两口子，发现老陶瘦了很多，说话也有气无力的。一问才知，原来老陶差点没了命。人生真是无常，旦夕祸福啊。

老陶两个多月前，正在实验室看论文时，突然下肢瘫痪。被紧急送到医院后一查是心脏主动脉夹层。这是个十分凶险的病，多亏了学校就在医院旁边，及时做了手术，保住了命。如果住的远的，送医不及时，很可能就会没命了。我侄子是心脏科大夫，我把老陶的病情和他说了后，他也说他捡了条命。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在不断延长，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愿好人老陶今后的人生平平安安。

有的老朋友，散步的时候是碰不到了。比如老郭，以前经常会碰到他和女儿一起跑步，现在碰不到了，他几年前去了路易斯安那州。

老郭是东北人，而且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东北人。无论是从长相还是言谈话语中，如果熟悉东北人的，会一眼就发现他是个地道的东北人。他长得黝黑粗壮，浓眉大眼，嗓音洪亮，歌唱的也好。虽然作为男人算是很帅的，但看着就不像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到像是军人家庭长大的。他是个热心肠，谁有事找他帮忙他都不拒绝，哪有事哪到。他英语很好，他的一个同城老乡从日本过来，要办绿卡，可英语不行，都是他一遍遍地帮着填表，帮着找人写推荐信。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发高烧，躺在床上休息，他突然来了电话，知道我卧病在床后，就问我吃什么药了吗？我说啥药没吃就干挺呢。他二话不说，放下电话就来给我送退烧药，还把他没吃完的阿莫西林也送给了我。

老郭很聪明，学业优秀，是他们一起来美国读博士的人里成绩最好的。可博士毕业后他嫌做博士后挣得太少，还不如他当护士的老婆挣得多，就异想天开的去开出租车了。开了两年出租车，确实赚了不少钱，也把纽约的道路跑的门清。没有GPS的时候，我如果有什么地方找不到，问他便知。老郭的毛病就是说话吹吹呼呼的，好抬杠，还总是冒出很多让人瞠目结舌的奇葩的言论。比如：他说真正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全世界不过三个半人，他就是那半个。还说，毛泽东的文革搞对了。如果没有文革，那些高干子女早就成八旗子弟了。有一次竟然气呼呼的跟我说，我老婆就是汉奸，没有民族大义，满脑子都是利益。我听的莫名其妙，但也没多问，估计他是刚跟老婆吵完架。他有时和他的欧洲同事吵架，说你们欧洲都是野蛮人后代，不过是拿希腊文明做大旗当虎皮而已，希腊文明和你们有啥关系啊？在学术上他也一向高傲自负，不仅和同事抬杠，甚至和自己的老板也吵。得罪了老板后不得不辞职走人。到了新的学校，老板是该校的CEO，本应该借点光，多出几篇论文的，可他为了学术上的事竟又和老板吵了起来，气的老板威胁要开除他。他怕被开除对简历有影响，就自己把老板炒了。

他身强力壮，动手能力强，特爱干体力活。他家上下三层的房子，一家四口住着本来挺宽敞的。就因为他太太的一个同事要租房，他就开始在家间壁出很多卧室出租。我去他家时发现，除了厨房和餐厅之外，家里其它地方都变成了卧室。我和他聊天都是在deck上。

如今老郭已离开纽约四五年了，有时真的挺想他的。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毛病，可这些毛病却让其别具一格，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