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若思是尼克松时期的一个重要的中国通，也是基辛格中国问题的重要助手和专家。他1938年生于澳大利亚。1962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获得历史政治学一级荣誉学士学位。后来赴哈佛深造，并于1970年获得哈佛政治学博士学位。谭若思的老师有著名尼克松时期的基辛格，以及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等。他一直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也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在世，问了AI，说不知道。

谭若思著述颇丰，大部分都是有关中国的。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1980年出版的《毛泽东传》，该书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仅中文译本就畅销180万余册。其它重要著作有：《我与中国》、《八亿人》、《江青传》、《毛泽东的后半生》等。

谭若思对中国非常友善，可以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在《我与中国》一书中说道：我不愿视中国为异端，我渴望在中国的权力和主义斗争与西方类似的争斗经历之间找到联系。我一边研究英国历史学家R.L.托尼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一边对中国进行研究。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托尼，受他的影响，我发现并确认了权力集中（共产主义缺陷）和财富集中（资本主义缺陷）这两大罪恶。我相信，如果民主社会主义是切实可行的道路，那么它就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P43

和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他对中国的文革的看法和国内知识精英有很大的不同。他不像国内的的学者，只把文革看成是权力斗争和毛的个人行为，而是认为文革是一场失去秩序的道德运动和政治斗争。但他认为毛的文革是失败的，因为“毛泽东统一和巩固了中国，但他不能改变人性。他不能消灭荣誉感、尊严感、人们对物质主义的偏好以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P60

中国的文革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的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而且对世界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他在书中说，1967年至1968年文革期间，在美国洛杉矶，一家销售中国书籍和期刊的公司就卖出25万册《毛主席语录》。

谭若思说的没错。受中国文革影响，当时的世界各地青年都起来造反。日本的文革和中国最像，连写的标语和大字报都和中国红卫兵一样。香港澳门也爆发的文革，香港的造反被镇压了，而澳门的文革取得了成绩，革命群众把盘踞在澳门的反华势力和国民党特务都赶跑了，这也是回归后澳门一直很稳定，而香港一再出事端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时的欧洲无论是西方阵营还是东方阵营都兴起年青学生的造反热潮，这个热潮在美国的表现就是反越战。对这段历史有兴趣的可参看美国学者马克.可兰斯基的著作《1968-撞击世界的年代》。

当时的世界左翼运动风起云涌，连萨缪尔.亨廷顿也对中国和毛泽东持正面评价。谭若思在书中谈到亨廷顿跟他有一次谈到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亨廷顿说：“20世纪中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一百年来第一个真正能统治中国的政府。”P50

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写道：“国家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他们的政府形式，而是政治治理程度。”他尤其担心的是政治上的真空。他佩服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创造新的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

谭若思在另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八亿人》里曾提到过费正清对毛泽东的看法：“有人认为毛泽东是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屈尊于中国人民之上的领导人，但费正清从来不接受这种观点。”

书中也记录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如杨秉章的回忆：

1968年的中朝边界上，中方这边树立的标语牌写着：“要反对帝国主义，你们必须反对修正主义。”，朝方的标语牌针锋相对的写着：“民族要独立。”P58

1971年，在作者会见郭沫若的时候，郭沫若告诉他，因为中国打算用英语取代俄语，毛主席正在学习英语，他学会的最喜欢的两个短语是“法律与秩序”和“反对毛泽东”。P58

谭若思讲的一个故事很有意思，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我批评今天的中国，并不是因为其缺乏资本主义的自由，而是不相信创造性人才。”这句话却遭到海伦（斯诺的前妻）的严厉批评，她在信中反驳他说，中国最有创造性的人物就是毛泽东！他是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首屈一指的创新人才。

她把毛泽东比作英国反对罗马教皇的宗教改革者威克里夫，以及法国反对经院哲学的人文主义者彼得吕斯.斯米拉。她说毛泽东正是相信创新才使得他成为真正的现代人。P125

海伦坚持说，毛泽东教导人民反对正统权威。毛泽东与旧中国势不两立，因而是一个支持民主的人。海伦赞扬毛泽东打破了传统中国人的集体心态。P126

谭若思对中国的认知类似于罗思义。他说欧洲的社会主义者总是不能理解中国革命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一部分俄罗斯属于欧洲。布拉格和布达佩斯都是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城市，西方的音乐、语言、文学和烹饪都起源于这里。相比之下，中国不是某种文明中的一个国家，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这不是对俄罗斯、匈牙利或法国相对而言，而是与整个欧洲相对而言。P69

谭若思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见证者和亲历者，所以在《我与中国》一书里，他大量记录了当时美国政治首脑对中国的看法和表现。下面是书中的一些节选：

尼克松访华期间，最让我震惊的是美国人能够重新认识中国，继而对这个国家充满了热情。美国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之间多年来的恐惧、敌意似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向头脑清醒的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思顿称：“很明显，中国拥有一种姿态、目的和理想，深深地触动了美国人的灵魂。”P102

尼克松和基辛格更是激动不已。在华盛顿启程时，总统把中国之行比作登月。飞机暂停关岛加油时，他对周围的人群说：“和我一起为此次中国之行祈祷吧，世界将迎来新的一天。”在北京，他对毛泽东的诗词信口拈来，就像引用《圣经》一般。接受《时代周刊》年度人物采访时，尼克松说：“去中国就像登上月球。”P103

尼克松也十分尊重中国人的价值观（这种崇敬之情是许多美国总统，比如小布什，所不及的。尼克松在一次晚宴上给周恩来祝酒时说：“你信仰你们的制度，我们也同样深深地笃信我们的。吸引我们来到这里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P105

谭若思的另一部著作《八亿人》也很正面地记叙了他在中国的见闻。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后，曾在台湾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五篇节选。可这五篇发表的节选中，都被拙劣的改动和歪曲，成了抹黑和丑化中国大陆的文章。“《中央日报》刊登的版本称：‘中国存在偷盗问题。’可原书中还有半句话，“尽管比大多数地区少些。”被台北的报纸给省略了。”P127

在《八亿人》这本书里，谭若思也是处处都是对中国的溢美之词和对中国领导人由衷的尊敬之情，如：

走在大连的街上，会发现大连人比纽约人还健康。这里的人看起来肤色饱满，目明体健，走起路来十分轻快。美国人四十岁时往往显老，而大连人四十岁看起来只有二十岁，六十岁看来只有四十岁。P205

布鲁斯大使（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说：就其目前接触的政治家来说（1973年），周恩来也许是世界最成功的政治家。很明显，他的能力在任何一位欧洲领导人之上。P206

毛主席逝世时，罗斯正在摩洛哥度假。他与一位泰国朋友在卡萨布兰卡市南部海滩散步时遇到两个身穿穆斯林长袍的摩洛哥青年跟他们打招呼。其中一个说：“先生打扰了，知道你们的主席去世了，我们都非常难过。”这两个摩洛哥青年由于不常见到亚洲人，将罗斯的泰国朋友当成了中国人。

1976年9月10日，我坐在摩洛哥的海滩上，在日记上写道：“中国的伟人毛泽东在中国真的独一无二吗，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某些特点能否转到别人的身上呢？我认为某些方面可以。他的思想根植于潜心观察的现实。作为一个领导人，他始终将罗盘指向普通民众的要求。他具有历史的长远眼光，在严酷的斗争中不乏诗人的恣肆洒脱。”

半个世纪过去了，再看现在的中美关系，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