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讲，土改纠偏之后一段时间，农民真是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这在之后的抗美援朝中充分体现出来。同时，沈阳城市的治理也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黄赌毒被全面禁绝，祸害东北近百年的匪患也被扫除殆尽。妓女们进了培训班扫盲，接受革命价值观的教育，学习劳动技能。毒贩都被惩处，吸毒者被送去戒毒。流散在市内的乞丐也都被收容发回原籍。城市的物价在陈云的领导下也恢复正常。母亲说，以前一到冬天，沈阳街头都有冻死的路倒，解放后就再没有了。总之，一切都是新气象、新风气，人民群众真的像歌里唱的那样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东北农民是做出巨大贡献的。这个贡献不仅体现在报名参军上，也体现在为志愿军提供物质支持上。母亲回忆说，当时的农民听说国家需要 军粮，都无需动员，主动把家里好吃的贡献出来，如自己舍不得吃的鸡蛋鸭蛋什么的都无偿地贡献出来。甚至工作组派饭，农民也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问母亲，农民给这些东西，国家给钱吗？母亲说：记不得给钱了，给也是给个以后换钱的凭证，当时是不给钱的。那个时候共产党的社会动员力是空前绝后的，整个国家的凝聚力也是空前绝后的。

母亲回忆道，沈阳开始为解放军提供后勤服务是在1950年的6月下旬开始的，那时还不叫志愿军，都叫四野。我对此时间存疑，觉得是母亲记错了日子，因为朝鲜战争是6月25日开打的，中央不可能在六月份就调兵啊。可母亲坚持说是六月份开始的，我猜也许是中共提前知道朝鲜要开始国家统一战争了，为防不测，就提前将四野部队调至鸭绿江边。

从关里来的火车一到锦州，就给沈阳打电话告知准备多少人的伙食和其它物质。沈阳一接到电话就开始忙乎。沈阳的后勤点设在苏家屯火车站。母亲和同事们在苏家屯火车站外面设置了几百口土灶和大锅，带领民工给志愿军做炒面，蒸馒头，闷大米饭，做鸡蛋甩秀汤。当时的农民都特别朴实，特别老实，也特别听指挥。母亲一个17岁的小姑娘负责指挥二百多民工，竟然井井有条、毫无差错。每当一列闷罐子军车到站后，母亲就带领民工将一袋袋的炒面、一簸箕一簸箕的大馒头和一桶桶的鸡蛋汤送到车上。车上的战士是不让下车的，战士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不让说，也不让问。冬天的时候，看到一些从关内来的战士还穿着单衣，车站上的干部群众，包括民工都不约而同地将自己的大衣扔进车里。

有一件事母亲到现在说起来还总是叹气。有一次母亲给军车送饭，一个女兵扒着车门问我母亲：“这是什么地方？看着很熟悉啊。”母亲一时忘了纪律，随口就说：“苏家屯。”女兵听说后，眼圈就红了。对我母亲说：“我家离这不远，是南营子的，我45年参后军就没回过家呢。”列车关门的时候，母亲看见那个女兵在抹眼泪。母亲多次说起这事，因为这个女战士的眼泪让母亲难受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母亲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女战士的样子。总说：“也不知道她是否活着回来了。”

我读过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书，其中有关女兵的描述每每都让我心情沉重，战争的残酷性在女兵的身上显得更为让人难以接受。女兵在战场上虽然是弱者，但其坚韧性和献身精神有时却超过男兵。抗美援朝后，母亲曾多次听过抗美援朝英模报告会。其中一次报告会是一个当时非常有名的女英模解玉梅主讲。说为了抢救那些尿不出尿来的重伤员，有的卫生员就用嘴去吸导尿管。母亲说听到这个事迹时非常感动，这个情节也让我记忆深刻。

当时的干群关系也非常好，老干部一点架子也没有，因为物质欲望很低，加上供给制，干部们私心很小。市长朱其文和副市长焦若愚当年就吃住在苏家屯火车车站的列车车厢里指挥调度。母亲那时年青，也不懂什么官大 官小的。有一次跟几个一般大的女同事因为好奇跑到指挥车上参观，看见车门处堆这几箱子苹果，就不管不顾地拿起来就吃。当时朱其文正在车上，看见来了一群年青人，就招呼大家吃苹果，走的时候还让他们带几个回去。母亲对朱市长的印象很好，说朱市长长得白白净净，说话和和气气，平易近人，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焦若愚则是又高又黑又瘦。

母亲身边的人经常有人被抽调去参加志愿军的，女的很多是培训为卫生兵。母亲去过伤兵医院，受不了那血腥味，和那些恐怖的喊叫声就没报名。确实也有因为害怕参军，偷着跑回家的人。母亲说，什么时候都有当逃兵的，人的觉悟是不一样的。

母亲也参加过征兵动员。虽然当时农民是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但没有几个农民是真愿意当兵的，所以动员征兵的人就想出了一个不怎么光彩的办法。他们让前来听征兵动员的年青农民坐到炕上，然后使劲烧炕。时间久了，有的人热的受不了，就站起来说：我报名。这时母亲他们就赶紧过去给这个人带上大红花，大家鼓掌。大部分征兵都是这样征的。虽然手段不怎么样，可比国民党抓壮丁的办法还是有进步，至少当兵的感到光荣，家属也跟着光荣。

那时当然也有主动报名参军的，比如我父亲就是一个。抗美援朝正式开始的时候，父亲刚好初中毕业。也许有点文化的人懂得国家大事，觉悟高，反正父亲背着爷爷奶奶偷着去报的名。但当时解放军征兵的政策性很强，并不是你报名就要你。父亲报名后，部队去学校调查，得知父亲是独生子后就没有接收。可征兵处的人看父亲的字写的好，还有初中文化，就介绍我父亲去农村工作部工作，结果，父亲就这样参加了工作，给宣传部长于之当秘书。可在家里的爷爷不知道，还以为父亲当兵走了，一股火就病倒了。根据我奶奶后来的描述，我估计是得了脑中风。一年后，爷爷就去世了。

我们家的老邻居郭叔也是主动报名当兵的，但当时参加的是解放军。他是个吃百家饭长大的孤儿，无牵无挂，抗美援朝开始后，他也去了朝鲜，一直在连里当通讯员。所幸，53年郭叔完好无损地回来了。父亲，母亲的同事有很多都参加过志愿军，有一个姓吴的叔叔曾经也是志愿军，还是个连级干部。他就讲过，为了保护喀秋莎火箭炮，全连战士牺牲了一半，他是因为去团部开会才侥幸活了下来。

父亲单位的通勤车司机王师傅就参加过抗美援朝，多次运送过志愿军。有一次，我跟车去丹东送资料，晚饭后，我跟大人们在鸭绿江边散步。王师傅指着江的上游方向说，他当年就在那一带运送志愿军。于是就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1951年初春的时候，他开大客车送志愿军文工团去朝鲜，那时鸭绿江江面虽然还冻着，但已经冻不结实了。他的车开到江心的时候就发现冰层有些开裂，王师傅很有经验，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停车，必须一口气开过去，所以他加大油门冲过了江心，可后面那辆车的司机没有经验，开见冰层松动吓得紧急停车，结果车一停冰层就塌陷了，大客车掉进了江里。那时的大客车都是气门，自己打不开，进水的汽车气门也不好使了，结果一车人都被淹死在江心处。后来救援人员是从车顶处凿开一个口子，才把战士们的遗体捞了上来。王师傅脸色沉重的说：死的大多是都是十八九岁的文工团女战士，真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