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两本关于文革时北京老红卫兵的回忆录，即《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口述历史》之一和之二两本，香港中国书局出版。不知道这套书是否有之三。虽然书的名字叫回忆与反思，但几乎所有的人文章都把重点放在回忆上，反思的寥寥无几。和另一本文革时红卫兵写的《我们忏悔》有很大的不同。

参加回忆和反思的一共十八位老红卫兵，除任志强，叶维丽和章立凡外，其他都是文革时的风云人物，有的也是今日的风云人物。即：陈小鲁、刘江龙、叶维丽、贺延光、章立凡、李大同、老鬼、傅红、任志强、卜大华、秦晓、李冬民、王宇、侯瑛、伊林、涤西、谭力夫、蒯大富。

卜大华是红卫兵最早的发起人之一，也是联动的发起人之一。文革时是清华附中高中生。因反中央文革被抓，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释放，没当敌我矛盾处理。最早是张承志写小字报时首创了红卫兵这个名字，卜大华则在其后用这个名字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十八位老红卫兵风云人物除了傅红、蒯大富外，其余都是高干子女。章立凡严格讲也是高干，但不是共产党的高干，是民主党派的高干。其中陈小鲁的父亲陈毅是最大的高干。

章立凡一开始也是运动积极分子，后来运动很快烧到他老爹那，他才不得已退出运动，成为观望着。

据陈小鲁回忆，毛对西纠的反感是因为毛接见红卫兵的时候，看到维持秩序的西纠们挥舞皮带打人，一幅凶神恶煞的样子。因此，责成周恩来解散西纠。

陈小鲁因西纠的事被周恩来找去严肃谈话，并劝他离开北京，去部队基层锻炼，实际上就是给发配了。在部队陈小鲁隐姓埋名，但一直是内部掌控，类似于劳动改造。

蒯大富说，如果当时王光美对他们这些学生不是那么狠，那么霸道，讲究点工作作风，他也不会对王光美那样。王光美是被自己女儿刘婷婷骗出中南海的，否则红卫兵抓不到她。

任志强的哥哥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副司令，据他说可将《资本论》倒背如流。任志强本人曾到延安插队半年，因胳膊摔断后跑回北京，就一直赖在家里没再回去，后来偷偷走后门去当了兵。干部的特权一直没被打倒，文革时也一样。像任志强那样的干部子女为逃避下乡而去当兵的在那个时代是很普通的事。江青虽然文革时很能折腾，但反走后门这一条是对的。

任志强透露70年代八一厂曾拍摄过《朝鲜战争》的军事科教片，他还去协助搞过场景烟火什么的，可惜后来这部电影没有公演。

叶维丽回忆了卞仲耘被打死的往事。据她说，打人的是高一的学生和部分初中生，其中一个是一个大脸盘的女生，高年级学生没有参与打人。事后刘进（当时的校革委会主任，高三学生，副主任是宋彬彬）在大喇叭里说的死了就死了的话，是吴德的原话，刘进只是传达。但刘进的话是否真实，有待证实。

叶维丽的回忆中提到两个成年人在打死卞仲耘一案中起到非常坏的作用。其中原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袁淑娥主动要求参加批判大会，她把矛头直接指向卞仲耘，而且特别集中到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把原本袁淑娥夫妇和卞仲耘夫妇四个人的合影给剪成卞仲耘和袁的前夫的合影。她用这个合影来指责卞仲耘生活作风有问题，激起了年少无知的中学生的愤怒。这个离婚的怨妇大概是把自己婚姻的失败归罪与卞仲耘没有管好自己的丈夫，或者干脆就看不得别人过得比她好。这种事在文革时并不鲜见。

另一个在此事件中起到恶劣作用的是一个管人事的教师，他揭发说卞仲耘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激起了学生的愤怒。

据傅红回忆，当时反对血统论的高干子女极少，邓小平的女儿邓琳是之一，她因此成了美院的革委会主任。另一个反对血统论的高干子女是钟赤兵的儿子钟玉屏。

谭立夫是文革时最早提出血统论的，文革后他也没什么事，还当了一个国家机构的小领导，忘了是什么单位了。

刘江龙我感觉有点投机分子的样子，对这点他到是有些愧疚何反思。上山下乡的时候，他把别人都忽悠走了，自己却留在城里。后来摇身一变，又成为四五运动的英雄。不知道六四的时候他是怎么表现的。

对于回忆录的真实性只有靠与其他人的回忆进行比对来辨别了。毕竟，历史在不同人的口中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