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舞台上，毛泽东导演出许多威武雄壮的活剧。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关于把山西作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与实践，就是其中精采的一幕。



　　一、关于敌后抗战战略支点构想的形成及其实践的成果


　　在毛泽东看来，所谓战略支点，就是战争中的中心根据地，也就是像下围棋做的“活眼”。这个中心根据地，既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保存和发展自己，阻击或消灭敌人的战略堡垒；又是向四周辐射，发展和壮大更广范围的武装根据地的后方基地。毛泽东关于战略支点的构想，是抗日战争时期由点到面，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持久战争；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战争的基本手段是人民游击战争，它由辅助地位逐步上升为主体地位，进而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抗日游击战争必须以建立敌后根据地为条件，而根据地又必须以一个或数个中心为依托，向四周辐射；敌后根据地必须以党为领导核心，以武装为后盾，抗日政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群众运动全面发展，从而使武装力量和人民抗日力量成倍、成十倍地发展，然后集聚力量向周边扩展，变游击区、敌占区为新的抗日根据地，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毛泽东关于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有一个提出——实践——再提出——再实践——直到完全成功的发展过程。


1935年冬，长征后的中央红军落脚陕北之后，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不但要把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①。陕北是小红军的根据地，大红军的落脚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华和蒋介石继续“围剿”红军的严峻形势，红军必须立足陕北向外发展，这是当时党内高层的共识。但如何向外发展？中共高层却存在向东(山西)、向南(陕南)、向西(宁夏、甘肃)、向北(绥远、内蒙古、察哈尔)四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毛泽东力主向东发展，打通直接抗日的路线。在同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战略的报告，强调：红军应当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毛泽东还详细阐明东征山西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战略。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决议指出，必须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②，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据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份去。”③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进一步筹划东征山西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明确提出红军必须执行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在山西吕梁山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互为犄角。1936年2月20日至5月5日，毛泽东和彭德怀统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入晋，开辟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可以认为，这是毛泽东把山西作为战略支点的最初的构想与实践。红军东征在山西播下了抗日的火种，也使毛泽东对山西的政治经济状况、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人民的抗日要求，更增加了新的了解。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全民族抗战的路线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1937的8月22日到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当前日本进攻的主攻方向是华北，上海是其进攻的辅助方面；红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其基本任务是：1.创建根据地；2.箝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而不是战役战斗的配合)；4.保存和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会议最后决定，将红军主力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恒山抗日前线。1937年9月1个月内，毛泽东几乎连日致电山西前线八路军总部或北方局，反复重申在山西开展山地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适时调整党与八路军在山西的部署，提出八路军“在山西应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展开④，“支持华北游击战争”⑤，并预见“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⑥。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又指示八路军和中共中央长江局“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⑦。在1938 年4月、1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巩固山西四区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八路军大部主力先后开赴绥蒙、山东、河北，创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


　　至此，毛泽东在实践中，完成了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伟大构想，并取得完全的成功，它对于赢得山西抗战、华北抗战，乃至全国抗战的胜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在华北敌后扩展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4大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彼此相连、互为依托的华北敌后战场。东自锦州、山海关、胶东半岛、黄海与渤海沿岸，西至黄河，北至热河之宁城，察哈尔之多伦、商都、绥远之百灵庙，南至陇海铁路，形成东西1100公里，南北900公里，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5000余万人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的抗日军民顽强地抗击日军，不仅打破了日军占领山西、占领华北的美梦，而且陷敌于四面包围之中。


　　第二，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使党组织与人民武装力量在华北地区获得空前广泛的发展。以山西为例，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山西全省党员由抗战前夕的数百人发展到15万人，在各区党委领导下，建立了20个地委，111个县委。山西全省青壮年累计参加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的达60余万人。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内，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造就出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的卓越人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领袖人物。


　　第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华北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同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建牺盟会、山西新军、战动总会和其它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随后，华北各根据地普遍建立了参议会。参议会既是临时政权机关，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在其中都是平等的一员，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涌现出范筑先、续范亭、刘少白、牛友兰、王玉堂等一大批与共产党、八路军真诚合作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


　　第四，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山西为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还推动了全国敌后战场的猛烈发展。从1938年起，华北敌后游击战争四面开花，日军重兵被拖在华北，使华中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得以迅速发展。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百团大战，更打乱了日军南进的计划，挫败了日本对国民党政治诱降的阴谋。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陆续派出部分主力到华中敌后战场，和新四军一道，创造了苏北、苏南、苏中、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等抗日根据地。1944年，太行、太岳两个军区先后派出部分部队挺进豫西，开辟了豫西抗日根据地。至此，从华北到华中、华东、华南，构成了广大的敌后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抗战8年，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与敌军作战共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2亿人。



　　二、关于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客观依据


　　抗战初期，战争局势千变万化，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毛泽东选择山西作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基于下述4个相辅相成的条件。


　　第一，基于日军侵华的部署和进攻的态势。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提出“欲占领中国，必先占领华北，欲占领华北，必先占领山西”的战略部署，妄图“一个月拿下山西全省，三个月灭亡全中国”。1937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又从国内抽调第十四、第十六、第一○八，第一○九师团开赴华北战场，侵驻华北的日军达30余万人。从1937年9月起，华北日军主力沿平绥铁路、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向山西进犯。10月上旬，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驻守的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驱兵南下，进逼太原。


　　在此期间，在华北的国民党军步兵、骑兵、炮兵等部队共70 余万人，虽曾几度设防，抗击日军，终因执行政府和军队片面抗战的路线和被动防御的军事方针，挡不住日军30万人的锐利进攻，导致失地、后撤的败局。


　　正是依据上述战争态势，毛泽东提出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的路线和方针，把数量极为有限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集结于山西这个战争热点地区，以山地游击战为主，配合国民党军队从侧翼阻击敌人。随着战局的急剧变化，山西日益成为类似围棋棋盘上的一个“活眼”。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胆略和谋略，带领全党全军全力以赴做好这个“活眼”，使它带动华北抗战这盘棋。


　　第二，基于国民党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政治态度。

　　阎锡山是一个复杂多变、万变不离其宗的山西地方实力派和封建性很重的军阀、政治家。他在历史上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在山西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1936年春又派兵阻拦红军北上抗日；但又同蒋介石有尖锐的矛盾，两次策动倒蒋战争，被蒋介石视为异己，早欲除之而不能。华北事变以后，日军步步进逼晋绥，他对日本既勾结，又防范。阎锡山自喻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处在平衡于降日抗日、拥蒋防蒋、反共联共的政治天平之中。在红军由山西回师陕北，蒋介石军队赖在山西不撤，日军日益危及山西之时，他的政治天平开始倾斜，越来越意识到只有守土抗战才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只有借助共产党才能发动山西民众守土抗战。在红军1936年东征期间，毛泽东摸透了阎锡山纵横掸阖、左右逢源的政治秉性。同年5月25日，毛泽东亲笔致阎锡山，提出了为抗日，红军“甚愿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从此，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推进共产党与阎锡山的抗日合作。在一年之内取得超常的进展。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派薄一波等人回山西专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广泛发展牺盟会组织；委托朱蕴山、张学良、杨虎城分别面晤阎锡山，一再转达中共合作抗日的诚意。先后派南汉宸、彭雪枫、周小舟同阎锡山谈判，双方达成在太原建立中共秘密联络站和中共秘密电台，以及开辟晋陕秘密交通线和晋陕通商等协议。1937年7月下旬，阎锡山还向中共驻晋秘密联络站负责人彭雪枫透露南京方面企图借日军之手歼击红军的计划，并建议红军在五台山一带创建根据地，答应红军入晋后补充枪支弹药和其他供给。实际上，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前，中共与阎锡山已经立于抗日的共同战线。八路军3个师入晋得到阎锡山的多方合作与支持，而这一点，实在是创建战略支点绝对不可缺少的政治条件。



　　第三，基于山西表里山河的地理环境。


　　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太行山、吕梁山、管涔山、恒山、太岳山横亘其间，山区占全省总面积80%以上。1937年9月，周恩来由山西抗日前线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山西素为华北屋脊，东可瞰制平汉，远达伪满洲国境，既可阻断关东军与华北派遣军之联系，又可威胁平津；太行向东越平汉，跨津浦迄渤海之滨；南出豫北，跨陇海，弛聘黄淮江汉；北出平绥，挺进蒙古草原，可打通国际援助路线；西向连接陕甘。若突破三晋范围，由山地推向平原，由晋进而冀、察、绥、鲁、豫，再与山东、华中、华南连结，而成抗日战争的重心。山西群众基础好，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有红军主力，阎与我合作抗日，将可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周恩来从山西地势论及山西将“成为抗日战争的重心”，淋漓尽至地体现出毛泽东把山西创建为战略支点的战略构想。这是因为，雄据群山，辐射平原，是创建战略支点绝不可少的条件；山西失之于敌，则华北不保；山西据之于我，则华北复得。



　　第四，基于党在山西的工作基础。


　　山西党组织虽然建立于大革命时期，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屡遭破坏和损失，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倒在反动当局的屠刀之下。但党的红旗不倒，革命火种不灭。山西党组织在腥风血雨中苦斗。从1936年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把党的工作重点逐步放在山西，先后派张友清、赵仲池、赵振声加强中共山西工委工作，派薄一波等组建专做阎锡山统战工作的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山西党组织逐步纠正“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创了抗日救亡的新局面，党组织自身也得到扩大和发展。截止1937年5月，全省有党员365人。抗战爆发后，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派出大批干部到山西，在各县建立党组织和游击队。1937 年10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方局按山西四区分别组建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晋西北省委、中共冀豫晋省委和原有的中共山西省委，各省委下属特委、县委。山西党组织逐步成为创建战略支点的领导核心和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



　　三、关于在山西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实施过程


　　把山西建成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需要诸多因素的组合与力量的配置。为了这一目的，毛泽东把握华北战局的瞬息变化，不断调整党与八路军在山西的部署。如果从八路军开进山西为起点，在大约一年时间内，毛泽东把构想化成了现实，进而发挥山西战略支点的作用，推动了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最终赢得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


　　第一，把党与军队的主要力量放在山西，形成创建战略支点领导核心和后盾。

1937年7月，根据毛泽东指示，以刘少奇为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杨尚昆为宣传部长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由天津移驻太原，领导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地区党的工作。北方局从北平、天津、河北等地选调大批骨干到山西工作，充实中共山西工委、中共山西公开工委和各战略区党组织的领导力量。8月30日、31日，毛泽东两次急电途经西安准备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阎，商好红军入晋后各事(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⑧。周恩来于9月5日到达太原，执行毛泽东嘱托的各事，直到1937年11月25日赴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在山西工作122天之久。同年9月上旬到中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彭德怀、左权、任弼时、邓小平以及下辖3个师的首长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贺龙、关向应、肖克、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分别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主力相继开进山西，分别布置于恒山山脉和正太路沿线。此时，毛泽东、洛甫、博古等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留在陕北，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为首的党与军队的高级领导人云集山西，形成坚强的领导集体，以山西为中心，配合国民党军队部署华北的对日作战，同时，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


　　第二，适时变更八路军的战略部署，在山西由一区集中变为四区展开，形成四面包围敌军的态势。

1937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同朱德等人谈话时提出：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这3个战略地区。9月上旬，毛泽东部署入晋的八路军集结恒山一线，阻击日军入侵晋绥地区。数日后，得知日本华北方面军以大迂回态势，企图夺取太原，进而夺取黄河以北。鉴于敌情的变化，9月17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过去决定红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在上述敌我情况下，已根本上不适用了。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⑨。为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日军之侧翼，钳制日军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阎锡山的晋绥军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创造抗日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毛泽东适时变更原定部署，要求八路军总部“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区，向着进入中心城市及要道之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⑩八路军三个师很快改变原定计划，分别依托恒山、管涔山、太行山、吕梁山，在山西分四区展开，向着敌占交通要道和中心城市取四面包围的态势，摆脱了敌军的迂回包围，在开展山地游击战中，着手开创山西4块敌后根据地。


　　从1937年9月中旬至1937年10月初，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告捷；在敌军侧翼和后方作战，配合友军保卫忻口、太原；出击察南、冀西，打击晋东北敌军，切断敌张家口至代县的交通线；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的日军，支援国民党军作战。


　　此阶段，华北战场是以国民党军队为主的正规战争。因国民党政府执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军事上又采取被动防御的方针，结果连连失利。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大部地区为日军所占领。面对上述变化，毛泽东于太原失守的次日指示八路军：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将以主力向我军所在的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各要点进攻。我在上述四区活动之部队，应控制一部，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大部分散于各要点，组织群众武装，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筹办粮饷，实现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发展左派；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期于一个月内取得显著成效，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我内线的进攻(11)。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确定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当前的中心任务是：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立即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具体部署是：一一五师一部与中共晋察冀省委相配合，依托恒山山脉，继续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师部率三四三旅以及邓小平率领的八路军总部机关部分人员与中共山西省委相配合，依托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一二○师与中共晋西北省委相配合，依托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一五师之三四四旅与中共冀豫晋省委相配合，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在山西战场这盘围棋上，布下了四个“活眼”。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在把山西建成敌后抗战战略支点上，这是决定性的一着。



　　第三，全面创建山西4个抗日根据地，把“活眼”做好。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4月，前述山西4区进入全面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阶段。毛泽东连续电示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要在粉碎日军进攻的同时，扩大兵源，发展党的组织，改造旧政权，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和群众抗日团体，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把根据地真正建成开展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到1938年5月，山西4块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连续粉碎日军的轮番“围攻”和“扫荡”，歼灭了敌人，发展了自己。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党、政、军、统、群各组织系统，党员发展到1万余人，八路军扩展到7万余人，山西新军扩展到50个团，牺盟会、战动总会、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的成员达20万余人。对此，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讲演时，有一个生动的描述：“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


　　第四，以山西各抗日根据地为中心，八路军主力向周边省区迅速扩展，充分发挥山西战略支点的作用。


1938年春，毛泽东等多次电示八路军，要以山西敌后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同年4月至6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论持久战》的讲演。截至1938年12月，八路军调集主力，从山西出发，开赴冀南、冀中、冀鲁豫边、冀东、大青山、山东等地，与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相配合，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和钳制敌人，共作战千余次，歼敌2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万余人，创建了冀中、冀南、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取得了在平原坚持游击战的初步经验，完成了以山西为支点向华北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的任务。


　　第五，依托由战略支点辐射布形成的华北敌后战场，实行战役攻势，继而举行战略反攻，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就华北敌后抗战的方针、任务致电彭德怀：“抗战还须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去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案”。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二是审查干部，三是保存干部”。“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12)包括山西在内的华北各根据地党政军领导机关根据这一指示，克服困难，依靠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和“蚕食”，连续挫败了敌人的5次“强化治安运动”。至1943年，整个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恢复和再发展的新阶段。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了《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提出解放区军民的首要任务是：“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在华北的八路军和中共组织积极执行这一战略任务。各部队先后发起攻势，收复了大片国土。经过1945年的对日全面反攻，彻底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结束时，党在华北的组织有北方局和4个中央分局(晋绥、晋察冀、平原、山东)，17个区党委(省委)，74个地委，6个市委，577个县委。与此相对应，有大区抗日民主政权机构——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山东省政府和16个行政公署(省级)，74个专员公署，6个市政府，577个县政府。党在各抗日根据地完全处于执政地位，积累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丰富经验。


　　四、关于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历史启迪


　　毛泽东创建中心根据地的实践，源于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井冈山斗争。他的名著《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系统地总结了创建井冈山中心根据地的经验。由“星火”而“燎原”，便成为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思路。


　　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敌强我弱的战争局面，毛泽东提出创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并在实践中获得完全的成功，更把由“星火”而“燎原”的基本思路推向新高峰。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由亲自部署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到亲自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更把他的基本思路升华为高超的领导哲学和战争指导艺术，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我们探讨毛泽东把山西作为敌后抗战战略支点的构想和实践，可以上升到领导哲学的高度来理解，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


（本文作者为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杨小池　王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