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些年的变化对我们这些居住在国外的人来说，可谓是目不暇接。不用说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就是我的家乡沈阳，我每次回去都有外地人的感觉。城市的变化是巨大的，沈阳因为明年要开全运会，今年则更是大兴土木，到处修路，弄得本来就拥堵的马路更是拥堵的厉害。沈阳已经有了两条线地铁，今年还要扩张第三条线，而且在开发区还要新修一条快轨电车。

农村的变化也是巨大的，巨大变化主要发生在城郊。因为城市的扩张，农民失去了土地，但巨额的土地补偿金让很多郊区农民成了爆发户。我认识一个做建筑机器租赁生意的老板，曾经辉煌一时，现在则抱怨说生意不好做了，因为农民有了钱，家家都买台钩机、铲车或大翻斗车什么的来抢他们专业公司的生意。我听了倒是很高兴，这说明农民有了钱也不坐吃山空，还在做生意，还要劳动致富。这种干劲是中国能够持续发展的原始动力。

除了城市化带来的巨大变化之外，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变化更是空前的，可以说是超出很多人的想象的。以我比较熟悉的水运交通为例，现在世界十大港口，中国占了七个。而目前正在兴建的港珠澳大桥无论从设计、施工还是工艺上都堪称世界一流水准，是其它国家望尘莫及的。因为这个大桥的施工单位是我原来的单位中交集团，技术负责人是我的同学，所以我对该项目的技术细节知道的多一些。该桥的预支桥管重达7万吨，每个节点180米，而且要在水下40米处施工，这对施工技术能力是极大的考验。

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在世界上领先的行业，依我看唯有交通建筑行业和水利工程行业。除了港珠澳大桥外，在设计中的还有深中快速通道，其施工难度不亚于港珠澳大桥。而渤海湾大桥和从福建到台湾的海底隧道也早已做了规划。可以预见，今后世界上的巨型工程大多数会出现在中国。中国率先赶超世界的领域将是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物质层面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然而，中国最大的变化其实不在物质层面的高楼大厦，而是精神层面潜移默化的变化，是人心的起伏跌宕。如果人心的变化也能用图画来表现，那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这幅图画一定是波澜壮阔和色彩丰富的。我想五十岁以上的人体会的会更深些。

往事越千年，……如果我们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演变的大视野来观察中国的巨变，就会发现，中国的变化无论在物质层面还是在精神层面都是巨大的，虽然我们经历了诸多的坎坷和磨难。如果康、梁的戊戌变法算作中国近代巨变的起点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仍然在一场巨变中，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伟大变革仍然没有接近尾声。

一八二六年，清朝道光年间，时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进士在潜心多年收集资料和多方考证后出版了一本日后影响之大超出他想象的书----《瀛寰志略》。此书与四书五经无关，与治国谋略无关，而是一本带有科普性质的地理书。按中国当时的官场文化，一个朝廷封疆大吏写这样一本书纯属不务正业，这样的官员不仅在当时，即使是今天也当属官场异类。

《瀛寰志略》是中国第一本比较靠谱的世界地理书，中国早期的那些进步人士就是从这本书中第一次知道世界有五大洲，而且中国之外尚有诸多文明的存在，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和唯一的文明国度。后来推行戊戌变法的两位名士----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才发愤反思，开启了古老中国百余年之久的变革新时代。

徐继畲大概是中国最早的崇美派。在绝大部分中国人尚不知美利坚在何方的时代，徐继畲就对美国的政治和历史有了颇深的研究，因此在书中他毫不掩饰对美国政治的赞赏。在他赞赏美国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也不忘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批评，“只要有德，美国的任何一个平民都可能被推选为国家 的‘皇帝’，而（中国）得国而传子，是私也。”从今天的观点看，徐继畲无疑是体制内的政治异议人士。

在徐继畲的时代，中国是蒙昧和愚钝的。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国家和民族意识十分薄弱。德国占领胶东时的军队仅仅一百多人，准备登陆时是战战兢兢的，因为他们看到岸上有很多持枪的人。可后来他们发现，中国老百姓“太好”了，只要答应给他们一个银元，他们就不辞辛苦地将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一个个背上岸边。因此，西方世界看到一个让他们目瞪口呆的事实，德国军队是被中国农民背着占领中国的。

长期的小农社会造成底层中国人眼光狭隘、短视、懦弱和自私，精英阶层则堕落为墨守成规和鼠目寸光的利益集团。而专制统治和顺民的大量存在又使贪官污吏横行无忌，政府无能，社会腐朽。即使在孙中山推翻满清之后，这种社会状况也没得到根本好转。在毛泽东那批共产党人崛起的时代，中国依旧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三座大山的压迫使人民苦难深重。

观察中国的变化有很多参照系。其中有一个是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外国和西方是无知的，我们妄自尊大，将西方人当作没开化的蛮夷看待，我们对洋人的态度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都是带有一些轻视和鄙夷。1872年洋务运动时期，满清政府曾想从官宦子女和士绅家庭中选拔一批孩子到欧美留学，可当时所有这些家庭都拒绝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那个“蛮荒”之地去学习。最后满清政府无奈，只好在穷苦家庭中招募留学生，甚至跑到偏僻的香港去招生才勉强凑够人数。在这第一批留学生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再看今天的中国，精英阶层包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无不争先恐后将孩子送到国外留学。我没做过全国性的统计，仅在我的大学同学中调查了一下，发现约有一半同学的孩子被送到国外去读书。单从这点来看，中国的变化不可谓不大。

鸦片战争后，我们开始由鄙夷洋人变成惧怕洋人，因为洋人的枪炮厉害，不仅林则徐打不赢他们，连曾格林沁的骑兵也一败涂地。再后来，我们由惧怕洋人，变成仇恨洋人，于是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比之文革还严重的浩劫----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失败后，中国人逐渐变得在外国人面前自卑起来，民族的自信心越来越弱，崇洋媚外者越来越多。直到毛泽东的出现。

孙中山推翻了腐朽的满清。蒋介石结束了军阀混战。但他们都没有解决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状况。

是毛泽东结束了这一状况，他以个人顽强的意志力将中国人空前地凝聚起来，使贫穷落后的中国再无人敢欺负。他让中国摆脱了洋奴精神，他用自己超强的自信心和乐观精神感染和影响了一代中国人，让他们由逆来顺受、听天由命变得自信和自尊，尽管这种精神后来发展到极端变成了一种破坏力。

作为一个革命家，毛泽东对旧社会的一切深恶痛绝。他以砸烂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勇气和魄力，不仅一手缔造了新中国，而且试图打碎束缚在中国人身上的精神枷锁，重塑中国人的性格。建国初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之清明是历代统治所罕见的。不仅自古以来的匪患、娼妓和瘫痪中国的鸦片得以彻底禁绝，而且一种革命时代才有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席卷大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

沈阳解放后就参加工作的母亲对建国初期的一切都非常怀念，她始终认为那是中国最好的时代。虽然那时实行的是供给制，物质十分匮乏，但母亲回忆说，那时的人非常好，同事之间亲如兄弟姐妹，人也单纯，大家并不在意物质享受，只在意是否进步。领导也一点架子没有。母亲还记得当年的沈阳市委书记朱其文和市长焦若愚，说他们真是非常的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僚主义的架子。

可惜好景不长。作为坚定的左派的毛泽东，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政治，而不是经济。只要政治搞好了，中国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和右派所持的观点正好相反。在右派看来，经济是第一位的，经济搞好了，其它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消解了。

毛泽东从来不主张完全靠经济刺激来发展经济，他认为这将促使个人主义泛滥。这种观点倒是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反映的是中国先贤们对过分追求物质利益的一种忧患意识。在物质匮乏的时期毛泽东反对物质刺激的话，会使其真理性大打折扣，可是在如今拜金主义盛行的时候再回头看毛泽东的话就会觉得很有道理。如今中国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不能不说是过分追求物质利益，或只将物质利益当作人生的幸福准则的结果。

这也牵涉到左派和右派的另一个区别，即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左派认为只有物质丰富，没有健康的精神不算好的人生，而右派则如赫鲁晓夫所表达的，所谓美好生活完全是物质意义上的，土豆加牛肉就是共产主义美好生活的体现

相对真理都具有时空性。某种主张只有适合当时的形势才具有真理性。毛泽东在革命年代一直强调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反对各种迷信。这是中共由弱变强的关键，也是他被党冠以英明领袖的原因。

可是在中国经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毛泽东却依然坚持左的路线，试图用政治挂帅来解决经济问题。结果导致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思潮泛滥。毛泽东倔强的个性、独断的作风、过份的危机感和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的急躁病使得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觉悟，结果由其一手发动的文革成了失控的群众运动，“文化革命”变成了一场浩劫。不仅没有成功地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到造成了社会主义的失败。

如果毛当年放手让刘邓搞十年、二十年资本主义，然后再搞文革的话，也许文革就不会是一场“极左”浩劫，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运动了。看如今中国的民情，大概只差一个毛泽东了，老百姓恨不得再来一次文革，将在台上的贪官污吏全部打倒，驱散笼罩在中国的乌烟瘴气，还中国一个朗朗乾坤。

从毛泽东个人的理想来讲，毛是个失败者。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的主张的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反对共产党变成新的利益集团从理论上说都是对的，但这些看起来很美的东西不合时宜和走了极端就成为了错误的东西。《毛泽东传》的作者迪克.威尔逊对毛泽东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用毛不可能实现的雄心大志作标准来衡量，他的政治生涯只能说是失败。”“在20世纪40年代击败了日本和蒋介石后，50年代毛又宣布向地球开战，60年代则向人的本性挑战。他总是走极端----乞求百花齐放运动中彻底的言论自由，大跃进中的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文化大革命中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完全平等。每一种尝试都失败了，因为没有党的支持。然而每一种实验后，总是有些沉淀积存下来，它们使中国的共产主义，使中国的国家生活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其实，真正的左派和右派都是中国发展的健康力量，怕的是假左和假右。没有右派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不会发展的这样快。但只有右派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世界不是仅靠经济方法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右派的偏执是只在意经济效率，认为蛋糕做大了，所有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可他们看不到人性中还有追求公正和尊严的一面，由其是当人们吃饱了肚子的时候。而真正的左派是轻视物质利益的，他们更在意社会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左右派之间的相互取长补短才是中国健康发展的保证。

在几次同学的聚会上，总是谈到最近的热门话题薄熙来事件。从我的观察看，凡是政府的官员，尤其是身居高位的官员都反感薄熙来，认为他作风霸道、狂妄，不通人情。不在官位的人则认为薄熙来做的对，认为对现在的官员就是应该严格要求。薄熙来之所以收获巨大民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官员基本上都脱离了群众，甚至都成了群众的对立面。尽管中央做了大量工作，花费巨大心机，可是老百姓基本不买账，仍然认为薄熙来是被陷害的。这种状况一方面说明中央的信誉破产，一方面说明薄熙来的路线确实迎合了民意。即使指责薄熙来搞民粹主义的，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收拾民心。

中国的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官员腐败、阶层固化，贫富差距巨大，资源浪费严重。在今天阻碍中国发展的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地道的政治问题。贫富悬殊阻碍的了中国内需的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梗阻。而解决贫富悬殊则无法单靠经济手段，而需要政治手段。官员腐败和阶层固化更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如果中国今后几年不在政治层面有重大改进的话，中国将迎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期。

中国的官僚阶层变得越来越教条、越来越自私、越来越鼠目寸光，这更加深了中国的各种危机。比如最近放风要出台的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简直是火上浇油，极大地激怒了下层百姓和体制外的人群。我知道推出这个政策的人都是精英，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可他们却没考虑为这个政策买单的人感觉有多大的不公。养老金不足的确是个问题，但如何补充养老金的缺口却有很多办法。延长退休年龄只是各种办法的一个最不合理也最不得人心的办法。财富的增长速度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中国其实并不缺钱，只是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是典型的杀贫济富，这说明现在的精英最不敢得罪的是富人，最不在乎的是穷人。政府首选的政策应该是开源，增加对富人的税收是解决养老金的首选办法。自由的美国就曾经对巨富征收过高达90%的个人所得税，但仍然没有影响他们的奢华生活。另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不开征遗产税，为什么不重点监督富豪的所得税，为什么不提高巨富个人所得税的比例？其实我也知道，越是对富人我们的税务部门征收的税越少，因为富人给他们的贿赂多。这些难道不是典型的政治问题吗？如果上述那些税收能够认真执行的话，养老金的缺口就会小很多。

官僚阶层的严重腐化导致了这个阶层越来越弱智，致使中国问题变得越来越无解。毛泽东当年的预言今天都成为了现实，官僚阶层已经完全演变成了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利益集团。正是这个集团成了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

最近发生在什邡的群体性事件和天津的大火都证明了这个集团的愚蠢和与人民对立的立场。他们只会靠谎言和武力来维系表面的稳定，完全是一副得过且过，混一天是一天的心态。

然而越是缺乏公平正义的时代，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呼唤越是强烈。近年来左的思潮的兴起正是对这种呼唤的一种反映。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共内部对改革的再认识。据说现在在中央的会议上已经没人敢大张旗鼓的宣扬私有制了，到是国企和国资委变得趾高气扬起来。可我却怀疑，现在国资委管理的国企也已经演变为了一个利益集团。已经不是以前全民所有制意义上的国企。如今的国企，尤其是国资委管理的央企成了求职者的香饽饽，但能进入央企却不是仅靠学识和本事，而主要是靠关系。可以预见，这样的央企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在一个提升将军都需要靠关系靠送钱的国家，央企的这种状况会被认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因为前途与真才实学脱了钩，学生的学习热情自然就远不如搞关系的热情。学校的腐败更是顺理成章的事。据在学校工作的同学讲，现在高校中有很多特殊学生，他们几乎不来上课，考试基本交白卷，但学校还是要求老师给他们一个不错的分数。因为这些学生的家长或亲属都是对学校至关重要的官员。过去是搞假文凭，现在则是真文凭假学历。至于EMBA班的学生因为来头很大，且财大气粗，有的根本不来上课，学校到时也一样发毕业文凭。因为每个人几十万的学费是学校的一笔很大的收入。也难怪管理学院成了各大学最有钱的学院。

国内现在有钱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富裕的人群在扩大，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毛泽东时代比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近这些年，每次回国我都感到街上的车越来越多，好车越来越多，但开车人的文明素养却让我感觉我们恰恰是“蛮夷”。我们家附近的一个路口禁止车辆掉头，可牌子挂在那几乎无人理睬，只要没有警察守候，掉头的车辆一辆接着一辆。每次警察蹲点罚款都会罚的手疼。回国期间曾带母亲去台湾旅游，感觉同为炎黄子孙的台湾同胞比我们大陆人要文雅的多，最明显的一点是台湾开车的人很少鸣喇叭。

在中国的各种变化中，物质层面是明显的进步了，可精神层面的某些东西这些年则是明显不进而退了。毛泽东曾经对蒙哥马利说过一句当时让他非常尴尬的话：“西方人走到哪里，哪里的道德水平就会下降。”可如今说这种话的应该换作西方人了。

我不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我们国人的素质会变得高起来，但我希望这一天越早越好。

可是在另一面，中国人比之毛时代变得更加自信和个性张扬了。看现在的电视节目，年青人在镜头前的自信和侃侃而谈都是过去无法想象的。从这点说，中国年青一代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精神上的自由程度也是毛时代无法想象的。

中国仍在变化中，我无法预测今后的三十年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就像我在三十年前根本无法想象今天的中国一样。我只是祝愿她变得更文明、更健康、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