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按语：此文我认为是切中要害。这次主流媒体在郭德纲事件中的表现实在是既霸道又丑陋。本应代表公众良知的媒体被其当作报私仇、泻私愤的工具，如此的公器私用，还打着反三俗的旗号，真是把别人都当傻子了。其所作所为不仅让反三俗蒙羞受辱，而且也强化了公众对主流媒体的排斥心理。身不正，不可以正人，媒体藏私，则公信力丧失。路都是自己走的，业都是自己造的。主流媒体如此折腾最后将把自己折腾进去。

郭德纲徒弟打人不对，可那个挨打的记者也是谎话连篇，半斤八两而已。此事反映了中国的一个可悲的现实，就是公权力的碎片化。在如今的中国，任何掌握公权力的机构都把这个权利作为自己谋私的工具，为人民服务早就成了装潢门面的口号。地方政府、部门机构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无人为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利益殚精竭虑，而一旦中央的政策对自己不利，则绞尽脑汁地出对策。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正是国家的公权力被碎片化的结果。

《南方都市报》：郭德纲事件，事情正在起变化

郭德纲的徒弟在郭宅和记者发生冲突，单是这事的话吵成一锅粥也不值得我辈加入辩论。郭的徒弟以记者私闯民宅为由动了手，本是一件简单的民事小案，记者在这里并非天然代表着正义的媒体监督力量，对方拒绝记者采访或进入私人领地，也是正当的权利。如果和大名鼎鼎的郭德纲不沾边，再假如著名艺人不是和一个牛气哄哄的媒体公然对抗，这点事由片警就事论事处理一下就完了，根本不会闹得沸沸扬扬。

总而言之，如果这一出戏只是双方个人的辩论，或者双方动员各自粉丝参加论战，只要不涉及法学、规则纠葛和公共政策、公器使用，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为此事没有较大言说价值。然而，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

先是“主流媒体”似乎步调一致、调门一致地同时对郭德纲万炮齐发。这次，“主流媒体”对郭德纲的仇恨明显深过贪官污吏，报道力度明显大过诸多公众真正关心的话题，还拿出了某些平时难得一见的概括性名词，比如，无良、无德、无耻的“郭三无”，庸俗、低俗、媚俗的“郭三俗”等等。

郭德纲是公众人物不假，但他毕竟只是个说相声的艺人。不管是不是公众人物，谁都应担负社会责任，但是，任何非官方人物应担承的社会责任，都不可和官方媒体相提并论。郭德纲“选择江湖气”、“倒向私愤”无所谓；而垄断的、具有私人无可比拟的强势功能的官方媒体，还有那些真正身份实际上也是官员的媒体主管，在艺人和记者冲突事件面前“同仇敌忾”，选择了“官媒官气”，倒向了“行业私愤”，你就是无良、无德、无耻的“三俗”！

更有甚者。8月7日《法制晚报》报道，郭德纲书籍和音像制品在北京已全部下架，北京图书大厦音像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收到相关通知”；德云社将无限期停演整改；郭德纲的博文《有药也不给你吃》不见了踪影……

干得这叫啥事？刑事判决中，禁售书籍和音像制品，这叫“剥夺政治权利”；不准依法成立的艺人团体演出，即是侵犯社会、政治权力，又是“砸饭碗”，侵犯就业权、劳动权和经济权益——— 这是行政管理机构、行政官员的有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如是，对郭德纲的制裁非常严厉，“判决量刑”畸重。郭德纲犯了什么罪以致“享受”如此“国民待遇” 呢？他没犯什么罪，也没什么错。

徒弟和人冲突，郭德纲不在场，指使或教唆无从谈起，谈不上卷入此事。就是按最连坐、株连法论处，郭德纲的角色也不至于作为同案犯被有司拿下。

事后，郭德纲没对电视台低头认罪，并在自己的博客说出了对记者的不满，俏皮地表示了不屑，这就成了指责他“选择江湖气”和“选择私愤”的根据。如果郭德纲 “聪明”一点，也就是下流一点的话，他可以不吭不哈，说明此事与己无关(依法而论也确实与他无关)，这样就断不会引火烧身，不会激怒他这行当不得不依赖的官方媒体。

郭德纲不过是在行使自己的言论、思想权利而已，他是因言获罪。对此，加罪方实际上承认了。按照加罪一方提出的罪名，他的“气”和“愤”丑陋而有罪。他的思想情绪对我们不敬、不利，他的言论我们很讨厌，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把他斗臭斗垮，砸他的饭碗，剥夺他其他的社会与政治权利。

一个粉丝众多的著名艺人，会因为对一件小屁事发牢骚而即刻遭遇封杀乃至多种挫折，可见权力的能量和肆意实施封杀手段的权力多么霸道。近来，由于“记者劫”多发，公众力挺为公益冒了风险的记者，国民似乎和整个传媒界发生了一段“蜜月期”——— 这是个错觉。官媒炮打郭德纲，权力严惩“乱说者”，以及中国记协就“打记门”的表态，让这个错觉迅速地在民间消失。一场是非难辨的争执后，权力的后续作为，给大家指明了应该攻击或捍卫的对象。

民众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站在“传媒界”或者“记者”一边，他们会选择，他们很清楚倒向谁有利于自身权利的伸张，能分辨什么是“记者劫”和“接妓者”——— 请所有传媒机构和新闻业者记住我这话，不要以为你们的大嘴真的可以忽悠天下人。

（本文转自凯迪社区猫眼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