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杂议一百则 BY 沃尔夫。冯（转自天涯闲闲书话）

早就准备写，但一直懒得动手，除非是看到什么专家学者来日本走马观花了两天就洋洋洒洒，心里会有些不忿。
　 　在日本生活十四年了，此间成为我迄今为止生命里定居最久的地方，日常生活中难免有些小感触。对哈日族来说，日本远不是那么美轮美奂；对民族主义分子而 言，日本也并非如斯卑劣丑恶。和世界上任何国家，包括中国一样，美与丑、善与恶、理性与癫狂……都存在于此（当然，独特性是免不了的）。我只是尽可能叙述 事实。
　　
　　
　　
之一：自杀
　　
　　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 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但是，对绝大多数的自杀者来说，他们放弃生命的决定并不是为了思考或解答什么哲学问题。

　　今早的电车遇到了人身事故，我通 常搭乘的京浜东北线和琦京线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命案发生在大公司云集的田町站，那男子当场死亡，影响了包括我在内18万人的行程。报道没有没说死者的动 机，不过，这一类的自杀，我已经司空见惯。

　　在日本生活的这些年里，差不多每个月乘车都会遭遇此类的“人身事故”。2009年以来，或许是经济 不景气的缘故，自杀的频率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日，在不同的线路上都有人跳下站台，造成了大面积的交通阻滞。

　　我没有亲眼见过赴死者纵身一跃的场 景，但有几次算是擦肩而过。一次是在赤羽车站，对面站台有人自杀，遗体已经被清理完毕，站台上剩下他的几件遗物。一只黑色公文包静静地立在那儿，平淡无 奇。另外两次也是在赤羽车站。我搭乘的电车只有一半驶入了站台，便紧急刹车，乘客被通知从几个车厢出口下车，车头方向已经有工作人员拉起了拦阻线。我坐在 车尾，随人流前行，心想：我也是那撞死了一个生命的巨大质量的一部分。另一次，我在车站入口处看到了被担架抬出的自杀者，十几名高举布幔的警察将担架围在 中间保持移动，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地下亦无血迹。通过新闻得知，自杀者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

　　跳下铁道的人这么多，铁路和警察方面早就有了反 应迅速的应对机制。以我的经历而言，似乎只要二十几分钟就能清理完毕。据说，他们有专用的尸袋，和遮挡并清洗现场的器具，以避免刺激别人的感官。所以，今 早电车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让我竟有些不耐了。

　　日本连续十一年来年自杀人数超过30000人，去年的统计是32249人。依照今年前三个月的情 况来看，恐怕要突破这个数字。在这些自杀者当中，方式多种多样，而跃轨的虽然是少数，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车辆的驾驶员而言，眼睁睁看着 一个活人迎面扑下，那份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按理说，这类电车的驾驶员本不是一个和死亡距离如此之近的职业，但前仆后继的自杀者，令他们每天的当班都隐含着 未知的风险。

　　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某日在站台上，几名中学生大声喧哗忘乎所以，同伴中 便有人出来劝说打住，别“迷惑”四周。为了不“迷惑”别人，日本人在生活中会表现得比较自立，遇到问题不喜欢求助而独力硬撑；另一方面，在日常公德方面， 这也造就了一种无形的约束。记得还有一次，四五个小学生，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在车厢里不小心弄洒了饮料，就用随身的纸巾蹲下去擦拭。旁边的一些成年人冷眼旁 观，等到女孩儿们的纸巾用罄，有人不吭声地递过来几张。女孩儿们一边擦，一边向四周致歉。这是一次有关“迷惑”的很好的诠释，可能会有人感慨于日本人在恪 守社会公德上的水准，但跃轨自杀者的激烈举动则展示了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自杀的手段很多，若但求一死，跳楼或许最为可行。其他如服毒、 烧炭、割腕等等，都是真正的自行了断。但跃轨的做法，无疑就是要给别人带来“迷惑”，就是要让自己的死成为公众事件。之所以自杀事件在赤羽多发的原因，我 想是因为此间为一交通枢纽，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吧。同样，首都圈地区的跃轨，多半是在上班高峰时期的繁忙线路，每一次都能令数万人被迫迟到。假如有人准备 赶往机场，恐怕会因此错过航班。听说自杀者还会给家人添不小的麻烦，因为依照法规，铁路部门有向家属要求一笔高达数千万日元赔偿的权利，尽管考虑到其出 境，多数时候并不付诸实施，可遗属还是要按惯例缴纳所谓“迷惑料”。所以，跃轨自杀者的想法，应该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给生活的世界一次完全不负责任的“迷 惑”，他/她的心里，除了对生存的绝望之外，也还有一种反社会的心态在啊。

之二：压抑
　　某夜大雨，我走向池袋车站途中，看到人行道的护栏上倚着一位胖硕的青年男子，全身西装革 履，但一任雨水冲刷，而他的大量呕吐物遍布全身，顺水流下。他间或仰头向天，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是的，那是不折不扣的嚎叫。在繁华街道上的此情此景，简直 带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我不知道这位胖子遇到了什么烦恼，可那嚎叫无疑是深刻压抑之下的癫狂释放。事实上，类似的场景，十几年来我亦屡见 不鲜，其背后映射出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压抑状态。这种压抑最主要的源泉，莫过于编织成一张大网般笼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ルール”（规矩）。

　　和 朋友聊天说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日本人每年元旦寄贺卡的习俗，其实是一个体现压抑氛围的好例子。据前年的统计，日本人人均邮寄105张贺卡，以人口计算总数 高达130余亿张，相当惊人，因为中国除夕当日，中移动和联通的手机拜年短信也不过77条。比起拜年短信，日本的贺卡更花费心思，然而，也更称得上是一种 负担。一个家庭收到或寄出的贺卡可能多达数百张，绝大多数充斥泛泛的客套话与千篇一律的祝愿。很多人之间根本不像往来，却要出现在彼此一年一度的贺卡发送 名单上。对一个率直（美其名曰，或称懒惰）的人来讲，这些贺卡也许真的会导致精神上的负累。他必须克制自己的随性念头，老老实实地加入到贺卡群体中去。凡 此勉为其难之事，即为压抑。虽然以民俗、传统等面目修饰，实则累积于潜意识当中。

　　有时在餐馆，我会冷眼打量左近的日本人团伙，在其间常会发现 一些纯属无奈参加的人，用捏造的表情作出敷衍性的言谈，眼神中却流露出不得不屈身于此的痛苦。这也是压抑。关于日本人的集团性特征，留后再议，此处只是强 调，作为“社会人”，压抑是如影随形的生活的一部分。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任何文明都有约束制衡个体生命的道德伦理及法规典范，但在当下世界，日本的“ルー ル”之繁多琐细，确实堪称独步。

　　每个人承受压抑的能力自然有别，疏导排遣压抑的方式也各异。实在扛不住了，就要追求痛快淋漓的宣泄，前面说的 “碍事型”自杀是激烈的做法，而那位雨中长号的胖子，也算比较鲜明。另外，压抑还催生了不少精神疾病的患者。我生活中遇到的、听说的所谓“变态”真是林林 总总，五花八门。余虽不才，还被偷窥过洗澡呢。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压抑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越往下走压得越重。作为来自底层的反弹，就出现了 一个现象：下克上。在日本的二战历史叙述中，此词语颇为常见。二二六兵变是下克上，侵华战争扩大化也是下克上。如今南京大屠杀是热门话题，日军的暴行某种 程度上来自于战区指挥官们为避免一线官兵重压之下反噬自身而故意的纵容。大本营要求暂缓进攻作战的命令，被战区指挥官们漠视的原因，正是下面官兵发泄的亢 奋已经按捺不住。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日本的官方声明是否表示反省谢罪，只要其社会中的压抑现象仍旧如此，就继续存在着酝酿失控行为的土壤。

　　 一位归国生活的朋友说，在中国混得久的日本人“最坏”。理由是他们失去了日本社会的“ルール”束缚，一下子随心所欲起来就很放纵，“发扬了日本人的缺点， 汲取了中国人的毛病。”我对此没有深入观察，但听说过几个个例，如某某日本人对在中国可以随便闯红灯甚至吐痰颇感快慰。

　　从清末至今，对日本人 的“有礼貌”描述不绝于书，这个礼貌和压抑之间有何关联？这就要说到咱们的一位先贤：荀子。

之三：礼貌
　　
　　初到日本，日本人随时随地表现出的礼节，确实曾给我以不小震撼。在站台上， 看到人们彼此鞠躬道别或挥手致意；在电车中，看到大家因肢体接触而相互点头抱歉；在商店里，看到服务员热切而谦卑的笑容……不论之前对日本的印象究竟如 何，这种普遍的温文有礼在很大程度上令人生出对日本的尊重和羡慕。特别是在和中国生活经验对比之下，一种类似自卑的感觉甚至油然而生。

　　在日语 学校的初级教材中，前几课就教了“礼仪正しい”这个单词，不用说，是用来形容日本人举止言谈的。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此极为自豪，乐于在外国人心中加强塑造此 一形象。怀有华夷观念的东亚国家都愿意强调自己是礼仪之邦，以建立优越感，日本民众的礼貌表现则为之大大增添了说服力。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对 于日本人道德修养的赞誉之词不绝于耳，即便是在两国交恶，日本侵凌不休的时期。不过，这当中的心态倒很值得探究，我以为多数是因恨铁不成钢而痛发牢骚，极 少有人深入分析中日两国文化内在的歧异。今日中国大陆的道德滑坡、民风沉沦有目共睹，所以拿日本来说事儿的亦大有人在。但我以为尤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国之 现状有特殊的成因和责任者，决不能据此便以为日本比中国更加“文明”。中日之间的现象差异，实际上源于 “心”和“礼”的道德观分歧。

　　中国人 讲早期儒家，只说“二圣”孔孟，前者曰“仁”，后者曰“义”。此后的圣贤，要数朱熹（“理”）、王阳明（“心”）。一位先贤似乎很受冷落，他就是荀子，中 国教科书中对荀子的论述着眼于其朴素唯物主义和性恶论，但荀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对日本影响最著的也恰恰是荀子。

　　韩东育的《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是对此问题论述得比较透彻的好文，值得有心人仔细研读。他在文中引用李泽厚的观点，即中国儒学仁重于礼，“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 心性的塑造……”韩东育详细分析了荀子理论对日本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徕的影响，即认为要靠外在的“礼”，而非内在的“心”。荻生徂徕“认为，仅凭口耳说教似 的道德灌输和内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事实上也是靠不住的。他主张，社会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内在自觉，而是外在训练。”韩东育 承认，荻生徂徕“以外化内”的主张通过长期实践确实能收到一定的效果，“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但“公德欲完全覆盖私德，亦难免天真。”

　　 了解了这点之后，着实有茅塞顿开的感受。中国人强调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诞。许多人缺乏公德观念，却认为自己内心良善，“心”成了 简捷的托词。日本人强调公德，在外在的言行举止上礼节繁多，哪怕流于虚伪做作，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并不注重，“礼”成了便利的装饰。在日本社会中生活久的中 国人，常常对日本人的“礼”讥为“虚伪”，倒不仅是怨言而已。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中学生对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态度也可看出端倪。对类似有违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着眼点不是对行为本身发自内心的检讨，而是外在的“礼”的层面上给别人“迷惑”。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当身处可以不计较别人的社会环境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战争中的敌国领土上）时，“礼”的约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恶自可毫无顾忌的倾泻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