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中国最急需改革的依然是农村，中国能否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关键仍然是农村和农民问题。

领导农民革命的政党是最了解农民的，因此中国政府自解放以来对农民和农村问题从来没敢忽视过。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问题始终是中共的头等问题。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形成了一个惯例，即历届三中全会都是以研究农村问题为主要议题，而且每年的一号文件也必是有关农村问题的。尤其是胡温上台之后，农村的情况更是得到切实的改善，但这主要得益于中央政府对农村的大量投入，而不是农村政策的刺激。

大概七、八年前，我从一个养狗的人手里买了一个农村小院，这让我得以近距离观察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农民用电问题的改善，以前的农村是经常的拉闸限电，在用电高峰时期更是经常跳闸。在这样的电网基础上，农村生活的电气化基本上是空谈。始于江泽民当政期间的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完成在胡温时代。这一工程在基本解决了农村用电问题的同时，也让农村用电成本大大下降。胡温上台后取消了农业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完全取消农业税，尽管涉及的钱不多，但意义重大。然后是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文化娱乐设施（这个有点虚，我看很多村子只是建了篮球场，有的还是灯光的，但农民很少有闲功夫去玩那个）；在我的那个村子，不只有公路通向村子的路面铺上了沥青，而且包括村子里的所有马路也全部铺上沥青，这让农村告别了自古以来的泥泞路面。前一段时间国家还投资购买建筑材料、免费提供设计图纸为农民修猪舍建沼气室。我说的这些都是完全由国家掏腰包的，并不需要农民自己集资。然而，这一切输血性的政策并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

熟悉中国农村的人都知道，历来农民进城告状大多是因为土地问题，而农民之间的争吵也大半与土地有关。记得有一年，辽宁某县的农民因为土地问题集体上省政府告状并趁警卫不足之机冲入政府大院，包围了省长楼。最后了解的情况是，当地政府为了建砖厂，强行征用农民土地，又不给失去土地的农民安排工作。那些牵涉到农村土地问题的一些极端案例很多人是通过前些年的禁书《中国农民问题调查报告》了解到的，但我相信，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那样的故事远远不是一个调查报告能够覆盖的。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改革的初期，农民的生活改善是明显和巨大的。我当知青插队的那个地方曾经非常贫困，后来因为养猪，那些年家家户户成了万元户，盖了大瓦房。可从80年代后期，由于改革的重点向城市转移，农村的发展就变得非常缓慢了。在这一期间，农村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乡镇企业和农民进城打工，大部分贫困农民只是从中国城市的发展中分一点残汤剩菜。

在中国每年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背景下，农村经济的增长缓慢就意味着城乡差别的扩大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今天这个矛盾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

中国近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得益于劳动密集性产品的出口，一方面得益政府大量投资基本建设。但经济发展的一个最主要动力----消费需求却一直没有真正启动。其主要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民这个人口最多的消费群体消费能力不足；二是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因此，在中国农村人口仍然是大多数的情况下，解决农民和农村问题不仅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也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关键。

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部分农民注定是要做身份转换的。如果农民进入城市后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并且能很快站稳脚跟，这个工业化就是成功的。台湾、南韩和日本就是成功的样板。最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就是台湾。台湾的农民受益于蒋经国的土地改革政策，将手中的土地资本转换成创业的第一桶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由农民到小业主再到企业家的转变，充分分享了台湾工业化的成果，也为台湾向工业化转变作出了贡献。

而在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农民能够分享的成果不多，进入城市的途径也只能以农民工这个卑微的身份。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民被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给边缘化了。即使土地被征用其收入也大部分被“集体”中的权力人物攫取，能够流入农民手中的很少。《中国农村调查报告》中列举了很多这样的强取豪夺的案例。要从根本上杜绝这种事情还是要从土地的所有权下手。农民必须成为土地转让的决定者和受益者。

前几天在文学城看到很多关于中共要实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的评论，其中一个观点很有代表性，那就是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将导致土地的兼并和社会危机。第一个判断是毋庸质疑的，允许农民转让土地就是鼓励土地的兼并；而第二个判断却缺乏历史证据。在工业化的时代，农村土地的兼并并不一定带来农民的绝对贫困和由农民绝对贫困导致的社会危机。那些认为允许土地兼并一定会带来农民绝对贫困的人多半是联想到中国封建历史上的大地主豪强的土地兼并，进而引起农民的绝对贫困而爆发内乱的情景。但我认为，在工业化时代，放弃土地的农民很容易在城市中完成身份转换，这和封建社会时期，农民离开土地就没有活路的情况是无法类比的。关键的关键只要保证农民出让土地的收益不被所谓的“集体”和权力部门攫取，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就是最好的保证。

那些看到中国要实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就忧心的人，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目前农村的真实情况。

目前中国的农村是什么状况呢？首先是年青一代愿意继续务农的越来越少，而且这些年青人一但进入城市就绝少愿意再回到农村。其次是由于国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村的人口也出现老年化趋势。在年青一代离开农村后，农村的很多土地实际上被撂了荒，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危机。由于土地的分散化经营，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机械化根本无法进行，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就无从提高。而由于个体农户的信誉问题，也无法从银行获得大额贷款，因此农业土地的投资明显不足，农业产出效益也就很难提高。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下，农民永远无法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因此，胡温新政的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是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提出来的。政策是好政策，但这一新政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这个新政本身，而是取决于这个新政被执行的如何。

我说胡温的这一农村改革新政是一招险棋。原因有二：一是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对，看海外一些人士对这一政策的反映就可知道来自党内保守势力的抵制有多强烈；二是担忧这个政策的执行情况。按目前的中国行政现状，政令不出中南海并不是过分夸张的。这个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可能走样。一旦走了样，则很可能酿成社会动荡，将最底层的农民逼的无路可走。我还没看到具体细则，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再详细的规定，如果没有很好的监督机制和下情上达的管道，总是有歪嘴和尚故意念错经。

举一个例子，国家曾经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推广结核病的免费治疗项目。这本是一项扶贫富民政策，可这样一个好的事情，到了基层也被变通地走了样，还是被那些具体执行的医疗卫生部门变着法的收费。如何保证好的政策得到好的结果，已不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政策被如何执行的问题。

据说这一新政已经在某些地区试行的了几年了，已有相应的总结和研究报告。可我还是担心那些写总结的人只报喜不报忧。如果这个经验总结是由那些提出这一设想的人来做，这种风险更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交了无数的学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改革的负面影响和可能出现的变化研究不够，习惯于只报喜不报忧。

土地兼并的最大风险是一些农民在转让土地之后变得绝对贫困。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由国家出面，例如，当土地由于国家征用或地方政府使用而变更用途，国家相应部门应在土地转让时向使用者收取特别税金，此项税金完全用于为出让土地的农民购买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这一方面可以保护农民的基本利益，另一方面也可抑制地方政府的土地征用冲动。如果土地兼并是限于农业用途，应鼓励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出让土地使用权，以保证出让土地的农民有基本的生存能力。而那些已经完全离开农村的农民除外。

土地使用权的私有化改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最艰难最危险的一步，望中国政府谨慎从事，且不可操之过急。


有言网友关于农村现状的补充：

“我们家是上海郊区，几年前已经没啥地了；以村的名义租给了各种企业；全部是钢筋水泥。每家每个月补贴若干元；那是指公家的良田。

每户呢，还分一丁点儿自留地，种菜用；但是我母亲在我这儿的话，就没有了去管了，年轻人在外面有一份工作，哪里还有那份心思；据说是让一家勤劳的人家要去种了。

还有一个非常处，就是我家自己的宅地，包括后面的竹园，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一直是自己用的；听父亲说是特别处理的，一般是自己想如何用就如何用，只是上缴国家很少象征性的一点钱。

拥有土地的事，几年前就听说，一个是一位好友，化小钱买了一块地，市场上已经很值钱了，他自己留着用，也有点像地主的味道；当然其实他本身还有其他政府的工作。还有就是我一位表弟，通过乡镇一级的后台，倒腾一翻，就搞到六百万；而且手头还有一大块地。总之，土地实际是已经流转起来，有不少人发了财；其中乡村一级的官员，大多是董事长什么的，鲜有不发财的。

政府的政策，看来是让大家一起来玩；给农民一些原始土地，加上已经有的不少打工的机会，应该会给农民带来较大的实惠；为了防止大户和官员勾结，政府应当设立特别的部门，保障普通百姓的利益；加上一些公共的土地转为商用，如何公开透明地让普通百姓得到自己应有的利益。。。。。。一个巨大的问号是现在的民风商情官场，已经非常腐败，非50年代可比，也非80年代可比；这些巨大利益集团会不会成为吞噬普通百姓利益的鳄鱼；中小型企业的私有化，中饱私囊，剥夺工人的所有权（工人按所有制是主人），历历在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