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印花税的调高不应该对市场造成如此大的冲击，尽管一次性提高了两倍的税率。市场连续的大跌也不排除有机构故意打压、宣泄不满的行为，也一定有很多庄家趁机洗盘或趁势出货，因为从技术面上来说大盘也有调整的要求。所以有人说，印花税的提高只是压垮红牛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不怀疑政府的政策动机，可是为什么一个出于良好动机而出台的不算过分的行为税政策竟然引起如此大的风波呢？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的行为出现偏差，一是选择的时机不对，二是出台的方式不对。因为消息泄露被媒体追问后矢口否认，可是又突然出台，置政府公信力于不顾，反应出政府官员们对政府信誉的漠视和对民意民情的极端麻木状态。二是选择半夜出台，给公众以管理层心情急迫，情绪化的感觉。事实上，政府的任何调控政策都是针对某些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的，因此，调控也是政府与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行为。但对政府来说，这种博弈不是以取胜为目标，而是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而要求政府进行调控和出台政策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调控的代价和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是以损失政府公信为代价来达到政府的目标更是得不偿失的行为。

代表公众权利的政府部门，不仅是权力的执行者，同时也扮演着社会道德的示范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行为。政府缺乏诚信的行为对其建立诚信社会和和谐社会的目标是破坏性的，而且比一般个体行为的破坏要大上一百倍一千倍。这也是各国对政治人物的道德水准有较高要求的原因之所在。人民有理由对政府官员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而政府部门则没资格要求公民有比他们更高的道德水准。更不应该动辄指责老百姓不理性、疯狂、贪婪和投机。这种指责让明白人觉得政府连基本的人性都不了解，未免显得荒唐。如果真希望老百姓不参与投机，最好的办法是关闭股市，因为全世界没有股市不投机的。

事实求是地讲，这届证券管理层是务实的，是立了大功的。从股权分置改革实现全流通到公司整体上市解决了母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问题，的确为中国上市公司的制度性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这轮牛市行情奠定了良好的制度性基础。特别是在这轮行情中监管部门坚持公平原则，严厉打击幕后交易和违规行为，都明显看出管理层观念的重大转变。也正是因为管理层展示的市场取向理念，给投资者以鼓舞，以为中国政策市已经结束，新的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金融市场建设已经到来，因此才出现空前的投资热情。甚至很多被套多年的老股民也重新回到曾让他们心悸的股市。然而，当股市指数出现快速上升和管理层感觉泡沫过大时，就表现出急躁和不安的心理，又祭起政策干预这个屡试不爽的手段。什么样的指数是合理的，什么样的股票有泡沫，这不应该是政府的判断，也不应是政府说了算的。市场如果丧失了定价权，那市场的功能还存在吗？靠政策控制市场，其实就是剥夺市场的定价权，剥夺市场的定价权也就是剥夺投资者的自由选择权。如果没有了个人选择权，市场经济的基础还存在吗？

中国的股市不成熟，不仅是股民的行为不成熟，其实管理层也很不成熟。具体表现就是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的不当。如果印花税在股市2500点的时候就开始逐渐增加税率，不仅可提前提高投机成本，而且也不会造成股市的大动荡。再者，打击过度投机用监管的办法可能比提税的办法更好，提税影响面大，不适合股市的结构性调整。尤其是在股指处在高位区，而且技术调整压力非常强的时候，出台这个政策不能不说是管理层的失策。调控的目的是为了股市的平稳，那出台的政策应该是逆向的，而不应该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政府的话语权也是软性调控市场的重要手段，而且取向明确，效果明显，也是应该选择的一个政策工具。

另外，一个杠杆政策的效应不是短期显现的，管理层也不应该指望一个杠杆政策能立杆见影。短期见效的政策必定产生震荡。观察这段时间政策出台的频率，反映出管理层急迫的心理和在政策考量的短期思维。

之所以管理层如此迫不及待，三翻五次出台一个比一个更严厉的政策其实有其难言之隐，是不得以而为之，其承受的压力也是局外人不可能知晓的。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与经济过热，也不是来自于外资机构的呼吁和知名人士的呼吁，而是来自于政治层面的压力，即今年的十七大和明年的奥运会。管理层担心股市失控，会给今年的十七大和明年的奥运会带来负面的影响。这个大局考量才是使管理层行为扭曲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这个大局的考量让管理层在该出台政策的时候没有出台，在不该出台的时候以怪异的方式出台。自从成思危喊出泡沫论之后，再很少有高层人物对股市发话，管理层似乎已形成默契。就连央行行长周小川也不敢多说话。甚至在推出组合拳政策后，还特意声明不是针对股市的。管理层对股市的噤若寒蝉，也造成市场对政策信号的曲解和政策信号的混乱，因此责怪一般的股民对政策不响应是毫无道理的，在政府不对政策作出明确说明的情况下怎么要求普通股民知晓政府政策的真实意图呢？

好象扯远了，就先到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