虔谦：原文较长，只部分转载。

四．中国人就其本质而言，其生存价值取向，是义务本位而不是权利本位，中国民间的改良力量在历史上从来就不值一提。
　　
　　回顾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中国人历经2000多年的皇权专制野蛮统治，其文化品格和行为模式，大都养成了以践行国家义务为价值取向的生存姿态，而不是养成了以主张公民权利为价值取向的生存姿态。一部中国历史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中国历来只有蝇营狗苟的臣民，却并无主张“主权在民”的公民族群，即使在近代，也只有游兵散勇似的个体，敢时不时地叫板强大的官僚体制。
　　
　　实事求是而论，中国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无疑是初成于商鞅，而由秦始皇灭掉六国才大功告成的。当年，中华民族在秦王朝极度放任暴力的治国措施作用下，其文化品格便由秦始皇一举而锻造成型：“帝王至尊，以吏为师，恃强凌弱，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游戏规则由拥有最强暴力手段者制定，便成了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品格带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的最大祸害是，对当朝皇帝的倒行逆施，全国人民除了逆来顺受之外，除非这个帝王寿终正寝，便只能由另外一个握有更强暴力手段的人加以推翻，而代之以另一个家天下。
　　
　　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零和游戏，对国民的心态改造是如此具有历史性的不可逆：中国人大都以义务本位作为自己的生存姿态，而不是以权利本位为生存姿态。只要历代统治者做了丁点让步，或施了一点仁政恩惠，则无不感恩戴德并感激淋漓。全然不知自己才是国家的真正的主人，更不知道“主权在民”是构建一个现代国家最根本的基座。
　　
　　正是从这种国民的生存姿态看待中国问题的本质，我们才敢说这样的话，只要有什么样的平民，则一定会有什么样的官僚与之对应。中国的平民与中国的官僚从本质上而言，才是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体两面。当中国绝大数人认为，只要有口饭吃，就是可以接受的命运安排，而因此抱着“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信条混完人生，我们这个民族对当下既有严重缺陷又有丰沛活力的官僚制度，就无法进行真正有效的改良，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成一个具有宪政色彩的现代国家，还任重道远，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值得期待的指望。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你不可能指望呆在金字塔上层的官僚团队，全都抓着自己头发飞上天，更不可能指望任何一个官僚，会自觉丢掉那柄可以为所欲为的权杖而走向金字塔底层。
　　
　　结语
　　
　　三年前，南京知名青年学者袁剑在题为《真实的时代错觉》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只要中国以官僚利益为核心的这个体制存在一天，官僚及其同谋者的最大限度攫取就不会止息，直到这个社会没有资源可供继续剥夺为止。到此，中国历史也将完成又一次可悲的循环。”
　　
　　我们还可以看看袁剑对“文革”的另类观感，是不是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毛泽东对中国官僚体制的腐蚀和吞噬能力是非常警觉的。‘文化大革命’中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目的之一，就是限制当时正在逐渐膨胀的官僚特权。虽然毛的专横、鲁莽和浪漫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将文化大革命仅仅归结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却是对中国历史的另一种无知。从某种意义上讲，毛的革命是针对中国城市特权阶级的一次农民革命。或许正是因为对旧体制的荼毒记忆犹新，他才会在仅仅17年之后就接着发动又一场伤筋动骨的‘革命’。显然，毛泽东既没有宪政理国的意识，也不可能找到正确的治国之策，他那史无前例的‘革命’结局，只不过是官僚机构的又一次循环往复式的大换班，历史性的悲剧和灾难不可避免。匪夷所思的是，作为毛的后来人，邓小平也同样不能理解宪政理国的思想，当然也不会找到更好的办法来约束官僚体系。或许，创深痛巨的‘文化大革命’使邓从另一方面——利用底层民众的愚昧和迷信所发动的‘革命’换来的是破坏性更甚的官僚体制及其特权——吸取了相反的教训。于是，他将历史的钟摆狠狠地拨向了另一边，旧的官僚体系重新成为施政的依托。”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下这样的结论了：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对我们的祖宗留下的这个有着严重缺陷的官僚体制，进行从上至下深刻改良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国民性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不仅要做到有效约束官僚阶层的法外自利性恶疾经常发作，而且要为官僚群体架设规范其上台和用权的栅栏与天花板，更要把中国的国民性由义务本位改造成权利本位，使“主权在民”的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得以生根乃至开花结果。

　　一言以蔽之，我们只有达致了这样几个目标，中国人的前途才是光明的，我们这个国家和社会才是有希望的。

（转自 亦忱 凤凰博报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848832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