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帆

处于发展之中的中国经济在最近的一些事件中被当作是超级大国突然推至聚光灯下。

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仍有大量待开发的潜能，不过目前还未成为超级大国。而且，即使中国发挥所有潜能也并不意味着就得到了成为超级大国的保证。尽管中国拥有毋容置疑的规模和资源，但在经济、体制、社会和外交等方面仍存在各种各样值得考虑的重大问题，并且中国需要时间来适应从发展中国家到真正超级大国的转变。

中国是真正的超级大国吗？

要很快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是还不算是。不可否认，人们会忍不住去观察中国最近的GDP数据，并很快得出结论说，当中国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就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

人们也会很容易沉浸在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中，越来越明显的趋势也表明一些国家指望中国成为救世主、替罪羊，或两者皆有，并断言只有超级大国才能吸引如此众多的关注。话虽如此，但深入观察会发现，中国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让我们无法把今天的中国誉为超级大国。

世界已把中国看作是超级大国了吗？这存在着分歧，但中国在过去十年取得巨大的跨越式发展是毫无疑问的。从G7主导的世界到金融危机后G20主导的世界的过渡中，中国在全球经济管理中的重要性正逐渐提升。现在有种说法是G2世界，即中国和美国将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两个主要国家，但中国对于这种恭维性的地位提升低调处之。

欧盟最近要求中国对其主权债务危机施以援手就是一个例子，这是被国际视为超级大国的成本。作为超级大国，中国被寄希望于为全球援助和安全做出更多贡献，然而作为一个人均GDP仍列世界99位的国家而言，这一要求值得商榷。在许多方面，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

虽然如此，但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超级大国这一点很明确。假设中国继续保持7%的年均增长速度，而美国今后数年以2%的年均增长率增长，加上人民币20%至30%的升值空间，那么中国将在202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尽管人口老龄化，但中国仍占有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若中国人均劳动生产率提升至顶级水平，那么中国就有了成为排名第一的超级大国所必需的先决条件。

未来30年将是关键

未来30年将决定中国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还是会因一些障碍使经济减速。正如中国改革总工程师邓小平提出的那样，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两个30年。头一个30年是经历工业化进程，目前已完成──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占世界制造业的20%。中国正进入第二个30年，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发展。

中国经济需要从先前以消耗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快速发展模式转变为更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经济发展将更多强调增长质量而非速度。制度安排和提高生产率将成为经济的两大驱动力。

中国过去数十年间的三次增长率迅猛提高都是政策推动所触发的，进一步制度安排将给中国经济对抗全球经济减速提供新的引擎。可能的政策改革将不得不触动货币和财政领域最深层的问题，包括形成利率决定的市场机制、改进税收制度以促进消费和鼓励中小企业等。

经济引擎的另一部分来自于技术支持下的生产率提高。目前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专注于低成本制造业，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截至2009年，中国人均劳工制造业生产率达到了4.98万美元，而印度为6.8万美元，如果与那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远远落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在2010年突破了15万美元，德国紧随其后为12.13万美元，日本为10.94万美元。

中国与其他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发达国家低许多。由于核心技术都由高科技经济体提供，中国只分享生产链很小的一块，主要集中在低级处理制造业方面，工人技术不熟练成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拖累。中国必需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转让向高附加值的上游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一个潜在的危险

如果在接下来的30年里面，中国继续在有利制度安排的支持下有质量地增长，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然而中国也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会成为下一个美国还是下一个拉美？

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净收入4000至1.2万美元）但无法进一步提升的国家。拉美国家通常被用来作为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于政府没有制定向高科技或更高附加值产业过渡的政策和制度而无法在价值链上有所提升。

两个衡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是剩余劳动力开始枯竭和工资水平开始上升。中国似乎走在这条道路上，工资水平上升和城市化率上升意味着廉价农民工供给的减少。而且，人口老龄化也逐渐使可用劳动力总量下降，并增加了工资和社会保障压力。虽然中国尚未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如果不能成功向价值链上游移动，那么中国可能会有掉入这种陷阱的危险。

中国准备好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了吗？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又受创于欧元区债务危机，发达国家正为重获增长动力而竭尽全力。在这样的全球经济环境下，G2世界的说法在被人们讨论，认为美国和中国将是国际体系中的两个超级大国。最近一连串事件加快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地位上升的速度。所有这些都戏剧性地发生在过去三到四年里，而发达经济体一般要经历数百年时间才能达到这一阶段。换句话说，时间似乎还太快了点。

从国内来看，中国正寻求在30年时间里走完美国花了一个世纪所走过的道路，即从工业化、重制造业的社会转变为更专注技术和劳动力生产率的社会。这是一个跨越性的目标，要完成它就必须从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转变为内需推动的增长模式。这是一个大胆的任务，但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这么做。如上所述，有利的制度安排和生产率提升加上高科技发展和转移是成功的关键。

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崛起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转变将意味着管理对外事务的重点也将发生改变。由于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和利益越来越大，在过去数十年间奉行的“不干涉”外交政策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日益显得不灵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从21世纪初因“走出去”政策而开始迅猛上升，到2010年达到了602亿美元，约为世纪之交时的60倍。随着中国持续对外投资，与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差距在缩小。由于外汇储备持续上升并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在寻求海外投资的机会。中国在大宗商品投资方面特别有兴趣，例如，在非洲和拉美的累计投资额分别超过了130.3亿美元和438.75亿美元。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策制定者会有不同的规划。从崛起到获得超级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中国在全球范围的利益和影响力都会提高，这将有可能使今后的外交政策导向发生显著改变。

分析美国从最初时的孤立主义到后来门罗主义的历史性演变，我们可以理解一个国家在向超级大国水平崛起的过程中，其外交政策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海外资产数量而发生改变的。

在1823年门罗主义推出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以中立性和孤立主义为基础，这是由于美国当时海外利益较少并且经济和军力实力较弱。门罗主义最初在1823年推出，当时美国仍是一个新生的经济体，门罗主义几乎是纯粹的防御性政策，旨在打消欧洲对北美和南美殖民的念头。门罗主义宣称，欧洲列强在未来对美洲的任何侵略行为都将被视作对美国的威胁，其本质是希望欧洲列强不要来碰美洲，用以交换美国不干涉欧洲政治和现有殖民地。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发展阶段或许类似地反映了中国在过去数十年间的态度──由于海外利益相对较少，焦点主要放在保护国内利益上。

20世纪初，美国逐渐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当时，“罗斯福推论”对门罗主义加以了补充，扩展了门罗主义的原始意义，并声明美国有权使用军事力量将欧洲的统治排除在拉丁美洲之外，并有权在拉美国家内部出现“明目张胆的长期恶行”时进行干预。这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脱离原先防御的姿态进而转向更主动争取地区霸权的宣言。更重要的是，这标志着美国积极维护自身在国外利益的外交政策转变。此时美国人均GDP大约为4000-5000美元，并借助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国外利益也迅速增长。

最后，美国在冷战结束后作为由高科技和熟练劳工所带动的全球最大经济体成为了最有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当美国影响力和国外利益在全球不断扩张的同时，门罗主义背后的意识形态实际就是保护资产和利益的需求，这种意识形态导致美国越发激进地干预全球事务，到今天亦是如此。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经济和军事强国，西方国家对中国表示出担忧，尤其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后一直推动加强海外军事力量的政策。一份名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ce）”的分析报告于2012年1月6日发布。在这份报告中，美国将其经济与安全利益同包括西太平洋地区和东亚乃至印度洋和东南亚在内的区域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显然，美国军事战略转而更加关注中国，而不是本地区的其它国家。

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加上西方和邻国的担忧和恐惧，中国外交政策作出改变的迹象已经逐步显现。对中国来说，在新的国际架构和环境之下为其新地位建立一套全新的外交策略以面对新的挑战和机会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

进行交流与新的外交政策同等重要。近期由于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担心和恐惧导致的南海地区和边界的紧张形势有增无减，其中的问题包括货币估值和贸易争端等经济关系、不断增长的军费以及环境问题和国际关系等。中国将从改善交流以推动合作和外交中受益，而这可以通过官方或非官方的各种形式来进行。做到这些之后，中国将会获得更多战略伙伴，并减轻其它国家对其崛起产生的担忧。

总之，在可以真正发展成为最高级别的超级大国之前，中国需要时间在经济、制度、社会和外交上继续进行改善和调整。如果一个超级大国的发展可以比作是人的成长，中国很可能只是处于“青春期”阶段。中国还没有完全长大，未来将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些成长的烦恼，但中国正走在一个真正超级大国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