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突然出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虽然最后的结果是“自行离开”，但是一个位高权重、叱咤风云的人物做出如此极端的行动，仍然令人不免瞠目结舌。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不说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

然而这个事件令我感兴趣的是一个怪异的角度：当王立军，在重庆乃至全国如此高调的打黑“英雄”，如此率性而为，全然无视可能出现的震荡时，他的心理状态到底如何？延伸出来而言，有些高级官员，当他们率性而为，无天无地无百姓无政治的时候，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如何的？他们毫无历史感么？

历史感并不同于历史观。历史感乃是对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评价问题。文天祥耳熟能详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非说的就是历史感的问题。而在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文化中，历史感乃是从政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所以比干触柱而死，方孝孺不奉诏而诛十族。

近日重读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里面谈到毛泽东的两位大秘，田家英和李锐，在私下里曾经起意要进谏“主公”（他们对毛的私下称呼）“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尤其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事实在前，其实说的也是历史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