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天下无贼》的人，想必大都会记得葛优这句非常经典的台词。虽然是一句搞笑的话，却也讲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在知识经济占主导的21世纪，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人才是决定盛衰的关键。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优秀人才，已经变成了各个国家之间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以“千人计划”为代表，中国政府已经高调加入这场人才争夺战。打开“千人计划”的网站，上面有各种层次的人才引进计划。中国政府已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猎头公司，并且这个公司的重点对象是在海外的华人精英。

“祖国需要你们，祖国欢迎你们，祖国寄希望于你们!”这是“千人计划”网站上不停滚动出现的一行醒目大字，让人想起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拒绝国外的优厚物质条件，突破重重阻挠和困难，毅然回到新中国的种种感人事迹。

只不过今天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年的中国，一穷二白，而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中国，有博士学位的人屈指可数，而2010年中国就有超过11万博士生毕业，成为世界第一大博士学位授予国。

既然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培养体系，为什么还要投入巨资从海外引进各种人才，尤其是在海外的华人?难道是中国的人才需求太大，必须从海外引进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面向所有外国人，而重点是海外华人?抑或是我们自己培养的人才还不够优秀，必须从海外引进更优秀的人才?这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同是华人，为什么在国内不能成为优秀人才，却能在海外修成正果?

中国的人才流失之痛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持续性、大规模的人才流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在2006年就已经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全世界几乎每7个外国留学生中就有1个中国学生。根据教育部的数据，2010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28.5万。从人才流失的角度来讲，出国留学并没有什么，关键是这些留学人员(不管是公派还是自费)是否在学成后回国。

根据由华侨大学主编2011年8月15日发布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9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包括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留学)总数为162.07万人，而学成归国人员总数仅为49.74万人，约占总数的31%。该报告还指出，目前仍在国外的留学人员有112.34万人，其中89.29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术访问等，并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如果按照2009年底以前的归国比例计算，那么这112.34万人中只有约35万或将学成后归国。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留学人员都满足“引进人才”的要求。按照国内通行的人才引进办法，攻读硕士(尤其是专业硕士如工商管理或公共政策)、博士、博士后或进行学术访问的留学人员才算是人才。以中国在美留学人员为例，根据国际教育研究所(InstituteofInternationalEducation)发布的最新数据，在2010/2011学年，共有157558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其中从事本科学习的占36.2%，从事研究生学习的(包括硕士和博士)占48.8%，几乎是一半。如果这个比例也基本上适用于在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的话，那么目前在海外从事本科及以上层次学习的89.29万中国人中，有一半都在从事研究生学习。这样算下来，中国目前至少有40万人才在海外。

由于种种原因，美国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国家。以2007年为例，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当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4.4万。美国使馆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年赴美的中国留学生为67723人。这两组数据表明，每两个中国留学生就有一个去了美国。刚刚过去的2010/2011学年，在美留学生高达157558人。中国在屈居印度8年之后，从2009年起再次成为美国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

而根据奥克·里奇大学联合会(OakRidgeAssociatedUniversities)的调查数据，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获得理工类博士学位后4—5年内仍继续居留美国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留学生的居留比例。2002年在美国获得理工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共2139名，其中92%到了2007年还留在美国。看来，绝大多数留美人才暂时都不想回国。

出国的诱惑

出国留学在中国已经热了很多年，“享誉”海内外的新东方，既是出国热的最好见证，也是出国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时至今日，留学热不但没有退烧的征兆，反而有日渐升温的趋势。根据新闻报道，尽管美国的教育考试中心(ETS)这两年给中国每年增加约5万个托福考位，但是考位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考生的增长速度。于是在12月3日托福报名的第一天，出现了“考位黄牛”，他们倒卖考位或者代报名，每个考位最高要价3000元人民币，而托福考试本身的费用才1415元人民币。

到底是哪些中国人在出国的热潮中奋力拼搏呢?与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现在的出国留学人员绝大多数是自费。教育部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度，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占当年出国留学总人数的93%。在自费留学人员中，大多数都是成绩优秀、志向高远的本科生或研究生，并且很多来自中国的名校。如果他们选择在国内继续深造，也会有很多好的就业或深造机会等待他们。为什么他们却选择了出国留学呢?

深究根源，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人才培养体制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这尤其体现在研究生教育没有施行类似国外的全额奖学金制度。中国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绝大多数都是要交学费的，即使不交学费，也得负担自己的生活费。虽然国家每个月给一定的生活补助，但是在这物价飞涨的年代，无异于杯水车薪。试想一所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辛苦几个月后申请到国外的全奖，他不仅不用交一分钱的学费，每个月还有足够的生活费。两者相比，他是愿意留在中国，还是愿意去国外?

不具备吸引力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国内大学的基础设施总体来说还相当落后。虽然理工类院校在实验室等硬件设施上与国外大学的差距已经不大，但是如果考虑整个科研和生活环境，包括图书馆藏书和电子数据库、体育设施、校园环境、住宿条件等等，我们的大学就差了很多。不说剑桥、哈佛这样的名校，美国一个普通州立大学的科研和校园环境，我们很多一流高校也都无法与之相比。

细细想来，我们的政府花上万亿元举办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出资上千亿元提高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每年投入几十亿元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却没有一笔投入来提高研究生的生活补助，给他们提供一流的图书馆、体育馆和校园环境，难怪我们的优秀毕业生如潮水般涌向国外。而现在，政府又要投入巨资把这些曾经在中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吸引回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病入膏肓的培养体制

然而，就算当年没有出国，并且我们的硬环境也和发达国家相差不大，那些已经或即将成为引进人才的学子大多数也不可能取得他们现有的成就。“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里面的更大原因涉及到软环境，也就是制度的问题。如果不及时、果断地采取有力措施改革当前研究生教育体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很快就会走向破产。

国内研究生教育的一大弊端就是把硕士和博士教育活生生分开，结果是绝大多数读硕士的人不是为了继续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获得一个更高的学位以利于找工作。然而现有的硕士教育体制又决定了他们所受的教育以学术为重，而非侧重职业训练。结果呢，政府和大学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可是学生学习没有动力，老师教学也没有动力。

笔者认为，改革的第一步就是严格区分职业硕士(如MBA、翻译硕士等)和学术硕士，并且把后者尽量与博士教育挂钩，尽早实现硕博联读。换句话说，中国应该走“2或6”的模式，即职业硕士两年，硕博连读六年。这样一来，为了找工作而读硕士的人就会被分流到职业硕士，而申请学术硕士项目的人大多都是对学术感兴趣、有意在硕士毕业后继续攻读博士。

与此同时，加大对硕博连读项目的资金投入，以建立真正有吸引力的奖学金制度。这样，一来吸引优秀学生(包括外国学生)从事学术研究;二来让他们在读书期间(即使结婚了)没有生活的顾虑，不用成天在外面兼职以补贴日常开销。在人才培养上，我们应该牢记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诲。如果一个学生成天为了学费或生活费而劳累奔波，他/她又怎么可能安下心来从事学术研究?

改革的第二步就是招生改革。如果施行硕博连读，那么博士生考试就可以取消，代之以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类似国外的研究生申请制。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尤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关系，完全采用国外的个人申请制可能为时过早。即便这样，入学考试也应该试着进行一系列改革，以有利于从中挑选出最有潜力的学生。

笔者建议，首先并不一定要采取全国统考的形式。各个高校可以自己出题，也可以是几所高校联合出题，这样做有利于各个学校选拔自己最想要的人才。其次可以增加类似GRE的标准化考试，以测试学生是否具有研究生学习所必须的阅读速度、理解能力、逻辑能力和学术写作能力。第三，考试成绩仅仅作为重要参考，而不是唯一的录取标准。个人经历、学术论文样本、个人陈述、面试表现等等也应该成为被考虑的因素。总之，在不废除统考的前提下，改革现有的考试和录取机制，将有助于真正优秀的学生脱颖而出。

改革的第三步涉及到导师制。现有的博士生导师制绝对是中国特色，很多时候笔者要向很多外国同行们解释很久，他们才能勉强理解。以导师为核心的招生和培养制度不仅滋长了学术腐败，也限制了学术创新。每年博士招生考试之前，有多少人在想方设法与导师建立“联系”?在学习的时候，又有多少学生敢挑战导师的学术权威?虽然国内已有大学取消了博导制，规定只要是副教授就可以带博士，然而这样“敢为天下先”的学校终归还只是凤毛麟角。取消博导制，并代之以各个院系的研究生招生委员会，同时建立团队授课、博士资格考试、团队论文指导等机制，将大大减少学术腐败，同时拓宽学生的学术眼界并提高论文质量。

改革的第四步就是废除研究生期间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据笔者所知，发达国家很少有学校要求研究生在校期间发表学术论文。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减少学生的压力，让他们专心从事博士论文写作，二是避免初涉学术的学生为了发表论文而不择手段。如果有能力发表文章当然更好，因为这会增加你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但是一旦成了硬性规定，就会造成为了满足毕业要求而粗制滥造，并且衍生出学术刊物要出钱买版面等等现象。

科研：不能承受之重

除了研究生培养体制改革，高校的科研管理也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创新性科研的发展，并且导致各种腐败。科研已经成了高校里面除了后勤之外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地方。

首先，现有的量化管理只会导致滥竽充数，而不是创新研究。国内各个高校在职称评审的时候，每个岗位每年(或者一个评审周期)要完成多少篇论文，并且在特定类期刊(SCI,SSCI,CSSCI等等)上必须发表多少篇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当然，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些规则有一定的道理。量化评审的标准易于把握，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职称评审中的腐败。然而，这样做的最大恶果就是让很多教师不能潜心从事自己的研究，不得不通过各种手段发表文章和著作。于是就有了核心期刊的增刊，有了各种收钱发文章的“核心”期刊，有了各种出版资助。

职称评审的另外一个要求就是项目，并且项目还分成各种等次，从最高的社科基金和国家自然基金到各种省部级项目，最后是横向合作项目。没有申请到一定级别的项目，或者是该项目没有结项，那么职称评审的时候“后果就很严重了”。通过项目提高科研本身无可厚非，有了项目，就可以有资金购买设备、招收博士生或者雇佣研究助理。然而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出成果，要么是科技成果，要么是学术文章。如果没有项目也能做出成果，那当然皆大欢喜。这并非“痴人说梦”，因为很多人文社科类研究不需要大的投入，研究者本人完全可以承担相关成本。然而一旦成为硬性要求，很多人就不得不成天通过各种渠道“跑”项目，包括请客送礼等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项目的最终成果让资助单位也羞于启齿，为什么科研管理成了高校腐败的重灾区之一的原因。

科研管理改革，首先是废除对项目(尤其是人文社科类专业)的要求，改为在同等条件下，有项目的优先晋升，这样既鼓励大家申请项目，同时又减少了各种“豆腐渣”项目。其次是废除量化评审模式，代之以严格的校外专家(甚至国外专家)盲审和内部专家小组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美国很少有高校像中国这样施行职称评审上的“科学管理”，但是这并没有造成美国教授的整体水平低下。因为在美国高校里，如果让学术上平庸的人步步高升，长远来看会毁掉一个院系或者学校的声誉，从而造成生源减少、生源质量差、同行评价低等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高校的终身职位如此难拿的重要原因之一。

学术上最忌讳的就是“大跃进”。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晋升，不在于他的成果有多少，而在于成果的质量和影响。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就写一本书或几篇文章，但是这可能就足以确立他的学术泰斗地位。中国学者发表的科研论文总数已经世界第一了，但是，我们敢说，我们的科技创新也是世界第一吗?

科研管理改革还需要废除当前一些限制师资发展的规定。比如，在很多外语院校，教师必须在外国语(包括文学和语言学)类期刊上发表文章才能算科研成果。全国普通高校外语类教师共有122646人，而这方面的期刊全部加起来也不超过100种。就算每本期刊一年发表200篇文章(这个数字肯定是高估了)，一年也才2万篇文章。如果每个老师一年发一篇文章的话，也要五年才能发完。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放宽要求，鼓励外语院校的老师在相关专业的期刊上发文章。外语老师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文化、历史等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鼓励他们中的一些成为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既缓解了师资过于集中的局面，同时又促进了另外一个学科的发展。

再回到“钱学森问题”

各种各样的人才引进计划，似乎都表现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求贤若渴”的时代。这些计划的出台的确反映了政府对人才的高度重视。然而，没有好的硬件和软件，这些当年背井离乡的学子，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也不一定会定居下来。物质上的诱惑只是一时的，人才引进需要的是心灵上的忠诚和归属。仅仅靠优厚的物质条件来吸引人才就成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最为重要的是，留学人员归国后，如果面对的还是当前的研究生培养和科研管理体系，也很难在国内复制出像他们这样的优秀人才。结果是我们引进了大量人才，却不能够培养类似的人才。这样我们永远会处于被动的局面。

乔布斯的死，在中国引发的不仅仅是哀思，还有反思。为什么我们的科研论文世界第一，却没有乔布斯这样的人才?这个问题，和前几年引发热烈讨论的“钱学森问题”一样，关注的都是人才问题。既然讨论的是人才问题，并且钱老是新中国第一批回国人员，就把钱老临终前的话，作为结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