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袖，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坎坷，个中况味不是普通人所能体会的，我们更多的是看到毛泽东掌权后的伟人形象。毛泽东最终能执掌中共大权，诚然和他卓越的领导才能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与谋略，有着广阔的视野与超前的思维，有着革命家令人敬仰的隐忍和心胸。是历史正确的选择了毛泽东，才让他的才智与思想发挥到了极致。但是路卫兵认为，即使一个人的能力再大，如果没有赏识与支持者，也是孤掌难鸣。毛泽东是伟人不假，但绝不是神仙。他因受排挤而失去军权后，称病隐居就是最好的说明。在路卫兵看来，毛泽东从参加中共一大，到遵义会议确定他的军事指挥权和党内的领导地位，一共有五位人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陈独秀、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和王稼祥。

陈独秀：第一个赏识毛泽东的中共高级领导。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但当时他只是一个会议记录员，并没表现出多大的政治能量，也没能选进一大中央局；二大时毛泽东又因为“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因而没能参加会议；毛泽东真正进入中央高层是在中共三大上，由于湖南党组织和工运工作搞得好，得到时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他在三大报告中说：“上海同志为党工作太少，北京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的很好。”对毛泽东的成绩做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因此在三大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进入中央局，还担任了中央局秘书的要职。尽管陈独秀后来在政治上垮台，但对于毛泽东来说，陈独秀可以说第一个赏识毛泽东才干的党内高级领导。也正是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的政治才华开始引人注目；

朱德：毛泽东最亲密的伙伴和最有力的支持者。

朱德对于树立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威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有了朱毛的井冈山会师，让毛泽东创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朱毛红军在打出威风的同时，也无疑树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崇高威信，单就这方面讲，朱德当居首功。朱德是旧军阀出身，“滇军四大金刚，朱德第一”，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也唱到：“黄据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其能征善战可见一斑。朱德又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游击战术十六字秘诀的发明者，军事才能和资历、威望都是无人企及的。朱毛红军离开井冈山南下，将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从而创建了中共引以为自豪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为毛泽东在政治上积蓄了资本，也为毛泽东当选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打下了基础。凡此种种，朱德居功至伟。遵义会议上，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始终站在毛泽东一边，对毛泽东重掌军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周恩来：毛泽东复出的关键人物。

尽管周恩来在“左倾”路线的指挥下，对毛泽东也进行过批判和攻击，但随着对革命失败的反思，渐渐转而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一直是军界的领导，掌握着军权，1932年10月，毛泽东被免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取代他的正是周恩来。周恩来还是中革军委副主席，有他的支持，无疑对奠定后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权起了关键的作用。

事实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也是非常认可的。1931年他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时，毛泽东已遭受中央数次批判。对于中央决定取消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时，周恩来曾致电中央：“泽东的经验和长处还需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然而中央没有采纳周恩来的意见，仍在宁都会议后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方面的地方工作”。周恩来又直言上书：“我看这样做大为不妥。泽东的积年经验偏重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应该让他留在前线，这样于战争有帮助。”这次中央甚至批评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袒护”。毛泽东一气之下称病隐居后，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情绪上没有不积极的表示”，并说毛泽东答应“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可以说为毛泽东的复出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周恩来还是促成遵义会议的组织者和倡导者。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实行的单纯防御路线所做出的批评，特别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并竭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周恩来是中央最高领导层中对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者，他对于毛泽东的复出作用是巨大的。

张闻天：遵义会议上的灵魂人物，毛泽东权利过渡时期的功臣。

张闻天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3常委之一兼宣传部长，地位仅次于博古。毛泽东被免去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其位置也由张闻天接替。张闻天的理论素养很高，是大家公认的儒将。毛泽东的主张争得了张闻天的肯定和支持。在长征途中，张闻天逐渐摆脱“左”的束缚，转而倾向于毛泽东。他多次在政治局内公开批评中央军事错误，还同时任的中央最高领导人博古展开激烈的争论。张闻天在回忆录中说：“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中央在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执笔写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提纲，并在会议上做了报告，批评博古的左倾路线错误。作为中央政治局3常委之一，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可以说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遵义会议后，本来毛泽东可以成为中共的掌舵人，但是毛泽东推举张闻天接替了博古，这主要是考虑：一是张闻天是党内“二号”，由他接替顺理成章，大多数人都会支持，利于党内团结；

二是张闻天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经历也容易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可以说，选从“左”派中分列出来又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的张闻天接班，既可以稳定党内一些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情绪，又能实现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当时是最为稳妥的安排。事实上，张闻天也一直将毛泽东放在主角位置上，把毛泽东推向领导前台，自己则甘当配角，一直到1943年才正式卸任。正如张闻天说的：“我只是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可以说，张闻天是毛泽东权力得以顺利交接的功臣。

王稼祥：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最早支持者，促成遵义会议的功臣。

王稼祥最初也是“左”倾阵营中的一员，他到中央苏区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委副主席、外交人民委员。1931年赣南会议上，王稼祥也批评过毛泽东的“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但是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非常认可，他不同意会议解除毛泽东的军权，坚决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毛泽东被解除兵权后，王稼祥却成为毛泽东军事主张的坚定支持者。事实上他也是最早支持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人。

在长征途中，王稼祥因受伤与毛泽东坐担架同行，二人共商党和红军的前途问题，探讨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教训。之后王稼祥找到张闻天、聂荣臻、周恩来、朱德等人交换意见，主张撤换博古，改由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被认可上做了大量工作。遵义会议也是王稼祥最早提议召开的。他向毛泽东说：“前面快到遵义城了，这样下去不行，该把李德轰下台了，开个会总结经验。”随后王稼祥又找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商量，最终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坚决主张红军应该由毛泽东来指挥。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他是有功之人，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没有王稼祥不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作的报告也是同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经过商讨酝酿形成的意见。

1945年中共七大上，王稼祥没能选进中央委员会，为此毛泽东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问题》的报告中，用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介绍了王稼祥，说：“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裂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王稼祥由此高票当选中央候补委员。这当是毛泽东对这位老战友的最好的肯定和回报。（文/路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