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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系列写了八篇，正要动笔写第九，却认为在程序上要先覆高斯。事情是这样的。这系列的第六篇——《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自己重视，要求高斯的助手王宁翻译给老人家看。九十五岁的高斯读后，说「极端有趣味」，提出好些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提出，不能不回应，何况这系列写得辛苦，回应高斯可以松弛一下。会再要求王宁翻译给高斯。
亲爱的郎奴：
王宁传来你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四个，试覆如下：
（一）你问，我提到杭州的工商业俊秀是哪些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集中于杭州？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平均年龄大约四十岁，做得你的孙儿，做得我的儿子。斗青年才俊多，杭州当然比不上上海等大都会，但以人口比例算，杭州胜出无疑问。该市有一个天下知名的西湖，不大，优美，曾经诗人云集。杭州自古繁华，而今天的盛况是回复到宋代诗人所描述的了。浙江是今天中国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工商业的才俊跑到杭州去，看着西湖，想着中国的古文化，创生意，不是很有意思吗？今天杭州的人均每年收入，达四千多美元，以中、美双方的物价调整，应该逾万美元了。屈指一算，如果整个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杭州水平，物价调整后，中国的国民实质总收入会比美国的高一倍。
杭州有一个经济学会，会员绝大部分是工商业家，没有读过经济的。我敢打赌，这学会的成员对真实世界的经济认识，平均算，会远高于你和我知道的任何国际经济学会。史密斯当年没有受过正规的经济教育，写下了《国富论》，之后没有谁达到那样的水平。
二十年前，今天杭州的工商业家是大学生，一般读过我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今天我到杭州，免费午餐不在话下。但你可以想象我的尴尬：每次到杭州，他们请我吃饭，说要拜我为师。胡说胡说！应该是我拜他们为师才对。
年多前，你还算是一位成员的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访中国，我带他到杭州去。十多二十个青年才俊大宴我们于西湖旁的贵宾厅。餐后摄影留念，院长对我说：「看来主角是你，不是我。」我于是给院长作第二次介绍：「这位院长是高斯的老板。」主角立刻转到院长那边去！不知院长回美后有没有对你提及这件趣事。可见中国事业有成的青年对你万分尊敬，应该的，因为没有高斯定律的思维中国不会有今天。你会很喜欢杭州的工商业家。他们对真实世界知得多，客观，分析能力强。有这些本领，有没有读过经济毫不重要。
你要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告诉你吧。一位做期货，很成功。一位管理升降机工厂，是美国牌子，产量占世界百分之十一。此君说今天地球上一半的新升降机用于中国。你会喜欢听到的数据，是十多年前开始时，百分之九十的零件由外地进口，今天倒转过来，百分之九十产于中国，而这几年制产出的升降机出口美国了。一位产出水泥的，听说是中国从水泥进口转为水泥大出口国的一个主要人物。一位造染料，供应世界百分之二十一，最大。一位做房地产，听说在《财富》榜上有名。此君对地产市场的分析十分老到。后来我在上海听郎朗钢琴演奏，散场时见到他。一个地产商从杭州跑到上海听一场古典音乐，应该说着些什么。
（二）王宁说你要多一点理解我说的中国独有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这容易，因为对你说是行家说行话。你会记得一九六九的春天，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业研讨会中，一位（几年前获诺奖）在座的提出：「把公海渔业改为私产，只能有一个大业主，所以鱼产品之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怎么可能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给无数农民，农民竞争，农产品之价会是竞争市场之价。」当时你坐在旁边，轻声说我对了，说了三次，过了几天你又再说我对。
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整个国家的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马歇尔的佃农理论，但马氏不简单，在一个注脚中差不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注脚和我的理论加起来，说，分成率可以不变，只要有一个价值够高的变量可以调整，竞争下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撇开沙石，中国的地区情况可以这样看。分成率是税率，税收再分也是佃农分成。这些分成率是划一的。重要的变量调整是地价。土地投资基建由县处理，卖地收入也要与上头分帐。重点是地价可以从很高下降到零之下（后者是补贴招商）——这样，县的土地投资往往要亏蚀。但他们不傻，不会明知故犯地做亏本生意：税收分成他们可以赚回来。他们于是在土地使用决策与地价调整的范围内争取最高的税收，也即是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每个县是一家公司，争取土地租金总收入的极大化是正确不过的经济原则。县与县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大家拼命招徕，而又因为没有劳动人口土地不值钱，他们善待工人。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个国家以合约组合起来。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今天还继续飙升的主要原因。
（三）转谈合资合约。你或许记得，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步下诺贝尔奖台时你向我招手，我走前恭贺，你第一句就要求我继续合约研究。当时你说知道美国有一个机构，有很多工商业的合约版本出售。我的回应，是早就知道这机构，一九七六年由美国国家研究基金出钱给我买下数百份合约版本，绝大部分是知识产权与商标的租用合约。这研究很困难，所获甚少，但在这研究中我知道，这些租用合约很难监管，续约常有争执，打官司如家常便饭。
三年前一位同学要写博士论文，不知从哪里弄来十多份中外合资合约，找我求教。我懒得管，躺在沙发上睡觉。她高声把合约读出，只听几句我就跳起来了。原来这些合资合约，不少是知名大机构的，一律是通过合资而互相监管的知识与商标的租用。这个同学调查得相当彻底，知道施行一般畅顺，合资双方皆大欢喜。没有读过她写成的论文，但与她多番研讨中，知道该论文重要。
如果你还是《法律经济学报》的编辑，如果我还年轻，再如果这些合资合约可以公开引用，我可以在一个周末写好一篇你不能不放在学报首位的文章。可惜这类有趣而重要的文章，今天的经济学报早就见不到了。
（四）这就带来你提出的第四点：中国怎样才能避去美国经济学的不良影响，来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大跃进。机会不高，但存在。我每星期发表三篇专栏，大约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网上转载无数，而几年前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虽然在中国没有发行，从网上打印下来的「盗版」无数。不记得多少次在街上遇到要求我在盗版上签名的同学，当然来者不拒。
重点是我坚持经济的唯一用场是解释世事，就是建议政策也要先求解释。有不少中国学子搞博弈理论，但毫无解释力，看来搞不上去。最近北京搞新制度经济学的朋友出版了一本刊物，也转载我的专栏。还有两个地方要用《经济解释》为名出刊物，我不反对，希望他们不会吵起来。
如下的数字可能给你一点安慰。「高斯定律」一词（国内称科斯）在中文网页出现过六万六千次；我的「佃农理论」差一点，五万四千次——都了不起。「经济解释」一词是我于一九八九发明的，你猜中文网页出现过多少次？二千七百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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