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

访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刘利刚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刘利刚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贸易在东亚
地区ＧＤＰ中所占的巨大比例充分表明，汇率稳定仍然是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为避
免汇率的过度波动，东亚有必要积极协调下一轮的汇率调整。

　　刘利刚说，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美国的“双赤字”（财政
赤字和贸易赤字）各约占ＧＤＰ的５％，数额巨大，难以为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东亚地区整体上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大，外汇储备迅速增多。这些外汇储备
流入美国，大部分用于填补美国的财政赤字。但美国经济一旦放缓，这种状态就会难
以为继。虽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提高利率，但１０年期国债收益率仍跌至４％
上下。为使美国贸易差额恢复到可持续的状态，美元必须进行大幅调整。

　　他认为，东亚地区是美国贸易的主要顺差国，它们的货币也将在这一过程相应调
整。至今依然采用钉住美元制的国家，只要货币政策不变，就会面临巨额投机性短期
资本的流入使外汇储备一再升高的风险。货币基数和国内信贷供应可能因此快速扩张
，陷入通货膨胀。对于这一地区中早已转向浮动汇率制的国家而言，很可能出现汇率
的大幅度上升，从而削弱出口竞争力，减缓经济增长速度。虽然美元对欧元汇率已经
大幅下降，但东亚地区货币的升值仍可忽略不计，这是因为涌入东亚的大量资本流已
被有效冲销。但冲销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东亚地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日益攀升的通货膨胀已成为切实的政策课题。即使在最受通货紧缩之累的日本，随
着经济的复苏，也在考虑在现行的零利率政策之外选择其他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布
什政府为解决美国贸易赤字对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试图以此来解决两国间的
贸易赤字，其构想本身就存在问题。当然，该政策并未生效，原因显而易见：汇率问
题传统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应从多边的角度加以讨论，而非仅考虑双边的贸易平衡
。此外，中国现在处于东亚贸易三角的中心，从日本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台
湾和新加坡）以及东盟国家进口诸如零部件等技术密集型中间材料和原料。因此，中
国自己不可能成为世界工厂。只有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时才会扮演那样的角色。如
果汇率调整的负担仅落到中国一方身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就会产
生“搭便车”的问题，美国和东亚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此外，大
幅度、一次性地将人民币重新定位将很可能在中国造成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从而步
日美１９８５年“广场协议”之后尘。

　　他指出，缺乏政策协调经验和金融基础设施薄弱，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在转向欧
洲货币系统（ＥＭＳ）模式的多边联系、相互钉住对外联动的汇率制度仍不成熟。不
过，该地区应当就各相关货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向达成协议迈出第一步。东亚的每个
国家和地区，应当根据各自的市场和宏观经济条件，引导其货币在围绕重新调整汇率
水平设置的一个范围内波动。重新调整的汇率水平现阶段可仍以美元为基准汇率。对
那些政策信誉度相对高的国家，这个范围可以设定得窄一些，例如，上下５％至６％
左右；对那些政策信誉度相对低的国家，这一范围可设定得宽一些，例如上下１０％
至１２％。这种浮动汇率制适用于东亚并会得以维持的原因有：该地区传统上宏观经
济基本面良好，这有助于强化市场信心；尽管这一地区缺乏完备的法律、监管和信息
通告制度，但是像中国这样发展中的东亚经济体仍然可以实行智利模式的资本控制作
为有效的市场机制的替代物，以减少动荡的短期资本流入；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
，受美国影响巨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１９９７年亚洲资本收支危机时没有承担全
球最后贷款人的责任。这是因为美国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纳税人的钱不应为陷
入新兴市场危机中的非美国机构提供援助。考虑到每个东亚新兴经济可以调度的资金
有限，它们当然无法阻止大规模的资金外流。反过来，这也再次凸显了地区货币机制
的需要，特别是针对资本收支危机的一类，这种危机对于地区蔓延而言，具有很强的
外溢性。该地区已经开始积聚外汇储备以防止此类危机重演。随着转向协调汇率调整
，对东亚地区来说加强现有的地区货币互换机制（例如《清迈协议》）正是明智之举
，这也是朝着更紧密的货币和汇率政策协调的首个具体步骤。随着地区金融市场和政
策协调机制的进一步发展，相互钉住的地区中实现一个多边联系、联动的地区汇率制
度将不再是件难事。

　　刘利刚最后说，由于东亚地区还缺乏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正式机构，所以对于制
定汇率调整的政策方面还存在许多困难。但是它也提供了为这些国家就关于汇率调整
问题开始深入政策对话的难得机会。通过这些政策对话和协作，东亚应能够超越现有
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朝着最终的货币联盟稳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