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Wall Street Journal

改革开放以来，为达到就业年龄的年轻人和国营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就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不过，中国已经迈步走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增就业人口的增长高峰正在过去，而中国社会已开始迅速老龄化。这虽然会带来新的挑战，但也意味著一些被中国观察人士视为洪水猛兽的问题将开始得到缓解。

中国政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推行计划生育，1979年开始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更是将这一做法推向了顶峰。在严厉的人口控制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只是由于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大幅提高，中国人口才得以继续增长到现在。

中国人口2005年的年龄结构显示，15至64岁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主要部分。因此，中国目前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所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口过快增长造成的，而国有企业改革也是造成就业紧张的一个原因。新增就业人口大量涌入劳动力大军，不仅压低了中国国内的工资水平，影响也波及到了世界市场。

不过目前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也已开始对就业市场产生影响。在经济蓬勃发展、农产品价格不断回升以及国家降低农业税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农民工的供应状况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最紧缺的程度。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存在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因此这里被视为反映中国农民工总体供需状况的风向标。据广东省政府估计，该省外来就业人员的数量2004年2月时已达2,130万。也就是说广东每三个就业岗位就有一个为“户籍”不在广东的人所占有，这些人多数是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农民工。然而也是在2004年，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厂，特别是那些需要工人长时间劳动而工资水平又最低的装配厂，在招募农民工方面却遇到了困难。

这令许多认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观察人士颇感意外，因为中国的劳动和就业保障部(Ministry of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目前仍在发布报告说，中国存在全国性的劳动力供应过剩问题。然而，假定中国经济今后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增长，那么从目前的人口趋势看，中国低技能初级产业工人的供应量从现在起将开始减少。未来15年中每年因满15岁而成为就业人口一员的人数会稳定减少，因此今后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将有更多提高工资的机会。而对那些失业的中年以上人员而言，他们重新就业的机会也将加大。

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上世纪六十及七十年代人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也恰巧开始加入就业大军。在“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饥荒结束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一度快速增长，而这一代人开始生儿育女后，中国的人口出生率又出现了一次增长高峰期。当这两个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加入就业大军以后，即使中国的出口加工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一直在稳步增长，但就从业人员个人而言，他们在工资上讨价还价的能力却被降低了。

这对那些在本世纪初加入就业大军的15-19岁年龄段的人尤为不利。受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利影响，再加上政府的默许，许多在出口加工业工作的工人，特别是在沿海省份工作的农民工，往往不得不接受非常低的工资和非常差的工作条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就在来自内地的农民工获得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中国的不平等指数却还在继续上扬。

此外，陈佩华(Anita Chan)和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等学者以及人权组织进行的许多研究也表明，中国侵犯劳工权利的案件大量发生，农民工权利受到的侵害尤为严重。这些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就业地区并未获得与当地居民一致的待遇，这也被中国的有关报告所证实。他们常常不能及时得到工资，多数都无法享受养老和医疗福利，他们的孩子在获得公共教育方面也存在困难。劳工权利活跃人士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他们宣称中国经济的繁荣主要是靠剥削廉价劳动力获得的。

并非中国政府不关注劳工权利问题。登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网站就能发现，中国政府为保护劳工权利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但事实上，很多法律法规都成了一纸空文。

负责相关法规执行的地方政府或是急于要吸引海外投资，或是因腐败而玩忽职守，似乎对保护资方的利益更感兴趣。在广东东莞，制鞋厂的工人每天经常要在狭小的车间里工作10小时以上，他们不得不忍受大量有毒物质的侵害，而每月的工资却仅有50美元左右。私人小煤窑的劳工权利侵犯案件最为触目惊心，《南方周末》等中国报纸对此都有过广泛报导。这些窑主为了赚钱而置矿工的生死于不顾。

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在完善工作条件的监管法规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一系列对农村地区有利的政策陆续推出，包括逐步取消农业税，投入大量资金以降低农村地区的电价，以及帮助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等，以及有可能向遵守计划生育政策的农村居民提供福利保障的一项大规模计划。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政策，尤其是帮助提高农民收入的政策，可能已打消了部分潜在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念头。而这可能又造成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供需失衡。2004年上半年，在粮价上涨和农业税下调的双重作用下，农民个人收入实现了199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在这种情况下，珠江三角洲的部分顾主已经开始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福利，其中包括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以留住和吸引工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停滞多年后又开始增长。更有趣的是，上海和天津等城市不但提供了较好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待遇，而且还采取措施改善民工子女的入学条件，因而，这些城市并未受到民工短缺的困扰。广东省的部分大顾主除了大幅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外，还向员工提供医疗和社会保障福利。

今后，城市和工厂间对不断减少的年轻民工的竞争有可能会改善对民工权利的保护。事实上，广东省的劳动部门从去年开始已更为积极地采取措施保护民工的权利。估计广东占了2003年拖欠民工工资案件的40%以上。政府考虑采取的新举措包括：取消民工子女的借读费，在广东居住5年以上、从事合法职业的民工可获得当地户口、对建筑工人设立特别帐户，以使其免受不良顾主的盘剥。与此同时，部分公司开始进入湖南、江西等内地省份寻找稳定而廉价的劳动力来源。尽管这种现象还不非常普遍，但这会有助于缩小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差距。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一直得益于该国相对年青的人口结构。但由于出生率的下降和平均寿命的增加，中国社会正在迅速老龄化。到21世纪中叶，年龄中值预计就会达到45岁，同发达国家（北美、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接近。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发达国家，年龄中值从29岁增加到45岁用了100年的时间（1950年至2050年），而预计中国只会用大约一半的时间。

这种转变速度即使对富裕国家的政府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收现付的退休金体系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最大几个成员国也已难以为继。而中国的情况或许更糟。中国可能将是第一个在实现富裕前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这将使数百万的老年人处于贫困状态。

衡量老龄社会的一个常规指标是老年人抚养比率，即65岁以上的人口与15至64岁人口的比率。但鉴于目前的退休年龄政策，这一比率的算法并不适用于中国。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Stat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简称：SPFPC)发表了自己的预期，它将60岁以上的人定义为老年人。SPFPC预计，中国的老年人抚养比率将从2000年的10%增加到2050年的大约31%。按绝对数量计算，老年人口2030年时将从2001年的1.33亿人增加到3.55亿人，在2050年更是将达到4.5亿人。

庞大的数字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改善中国落后的福利体系。但鉴于政治家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方面缺乏紧迫感，他们可能会丧失解决问题的主动权。最终，可能不得不采取多种措施相结合的办法，如提高税率、削减社会福利计划和提高退休年龄等。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也需要放宽，以提高人口增长率。

人口老龄化通常会带来一个好处，就是犯罪率的下降。但这个好处可能并不属于中国。用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犯罪率本已不高，但性别比例失调的加剧可能会带来不稳定。

人口统计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实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原有的重男轻女现象，导致新生儿中男孩的数量大大多于女孩。中国的统计学家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性别比例失调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杀死女婴、少报女性人口和选择性堕胎等。现在他们公认选择性别的堕胎已成为导致性别比例持续失调的最重要原因。

心理学家早就了解到，犯罪行为主要集中于15至30岁的男性之中。根据中国监狱管理局(Prison Administration Bureau)的数据，截至2003年年中，中国95.6%的犯人都是男性。

单身男性犯罪倾向较高，而中国又有数百万男性无法成家，一个令人苦恼的社会问题就此产生。在对穆斯林国家所作的一项比较调查中，斯迪文·费希(Steven Fish)发现，大多数穆斯林国家都是男性比例偏高，男性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也存在著巨大差异，而且女性参政的比例也比较低。这些显示妇女在社会中居于附属地位的现象在中国、印度也同样存在。费希指出，这种“男尊女卑”现象有可能断送印度的民主制度，同样也可能束缚中国崛起的脚步。凡乐丽·胡得逊(Valerie M. Hudson)和安得丽·邓波儿(Andrea M. Den Boer)的观点涉及到了更为广泛的层面，他们认为，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的社会只能通过强权政治来管理。他们最耸人听闻的一个观点是，像中国、印度这样地位低下的年轻男性比例过大、性别比例失衡的社会，不但国内政局有可能不稳，甚至还有可能给国际社会造成动荡。

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去年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国新生儿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17比100，而新生男孩和女孩的正常比例应在103-107比100之间。在江西、广东、河南等省，男女新生儿的比例竟然超过了130比1。而在1990年和1982年的人口普查中，新生儿的男女性别比例分别为111比100和108.5比100。中国媒体普遍报道说，如果目前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将有3,000万至4,000万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

李中清(James Lee)等人口史专家表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就是一个男女比例不协调的社会，因此当前这种“男多女少”的局面或许并不值得忧虑。但中国性别比例失调的局面已引起中国决策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在2004年有关人口、资源及环境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锦涛表示，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并授权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启动一项计划，以期运用积极的引导政策促使性别比例朝著均衡化的方向发展。

如果上述努力收到一定成效，那么男性过剩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在历史上，中国大陆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均出现过短暂的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当时只是许多男子找不到对象，但并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不过，中国和印度过剩的男性数量尤为庞大，并已经引发了拐卖妇女等各种各样令人头疼的社会问题。这种局面还会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措施帮助未婚男子寻找伴侣，或许还会迫使社会更加容忍同性恋及卖淫现象。

不过，即便政府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性别比例失调的局面却是木已成舟，而且势必产生长远的影响。产生自上世纪80年代的男女比例失调问题不久后就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因为1985年后出生的男性已经步入谈婚论嫁的阶段。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表示，即使新措施收效，到2020年时仍会有2,400万男子只能单身。

不过，人口的老龄化现象将有助于缓解性别比例失衡给社会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况且，过去20年间中国经济已艰难渡过了转型期，这个成就也给大家带来了信心。

痛苦的社会及经济改革：经济结构的多元化、人口流动性的提高、国有企业的岗位精简，再加上大量的年轻人，这些都为犯罪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并促使中国的政治体制越来越向强权政治的方向发展。幸运的是，中国在成功应对这种艰难人口形势的同时还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随著改革步入正轨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口步入老年，中国社会将变得更加平静祥和，但在为老年人提供保障方面，政府身上的重担恐怕不会有丝毫减轻。


编者注：本文作者杨大力是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政治学教授，著有《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