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有事帝国东(作者:沙林)

前言·岛国千年大陆梦 

十几年了，海的两边每每有事：不道歉、神社祭拜、阻碍中俄石油管道……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日情绪越来越激荡。却不知日本人骨子桀骜固硬，“自古不惧边关事，只虑兵刀不带红”。哪是几声抗议能够改变的。


中国人最应叹兮，“既生喻，何生亮”！本来神州大国威震四方，各方蛮夷皆来归顺，惟倭人捣乱，弄的老大帝国事不爽。越到近世，状况越烈，大象被小鼠戏得狼狈不堪。人死财亡，血溅东亚。呜呼，一点面子也不给，正所谓千年有事帝国东，泪血沾衣愈西来。


还有，日本人与中国人应很相像，都是蒙古人种和马来人种的混血（被全世界人类学家认同）谁有长处谁有短处，应互相知。扪心自问，不认错难道只是日本人独有？国民性格之事让人烦……


进入新世纪，钓鱼岛突然又起事端，此事正是我过去一直关注采访的，斯岛连着我浩浩无边的江山和父老兄弟姐妹，于是重新看我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大帝国几千年来东边的伤心事。


钓鱼岛是中国人的伤心岛！这不奇怪，因为在对外的领土争执中，中国方面或者说以汉人为主的古代朝廷几乎没有顺利得手过。大概因天性所致，我们是一个不善外争的民族。不仅是古代，当代的几十年来，中国在钓鱼岛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吃了大亏。子民们伸张呼喊，却无补于事。明明是中国人的土地，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却要偷偷摸摸上岛，曲曲折折捍卫。小木船被日本的铁甲军舰撞来撞去……但大都无补于事。


更不堪回首的是与钓鱼岛、台湾岛并为兄弟称的琉球群岛，中国人连为她呼喊的机会和勇气都没有。“任这个孤独无助的兄弟独受暴浪二百年”换名改姓，成为“冲绳群岛”。


好多年前，《工人日报》的作家陈宗舜奔波于中华大地，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写《血证》一书。当时，南京大屠杀这一恶行因发生在蒋介石的国都而不被凸显，为了“中日友好”有人有意模糊。你问那时的孩子，只知道平型关大捷和唐山的万人坑而从不知有三十万同胞数日之内被日军所屠。总之这是一个被当局“睁眼闭眼”的问题。


这时，不知收敛的陈宗舜又发起对日索赔。这在现在是一个很时髦的话题，可是在十几年前，比起南京大屠杀更为敏感，每到年节，陈宗舜都要被有关部门看守，或不得不独居一室，或被三两人陪着远去风景胜地，好吃好喝……只要他不在北京。


他是一个沉默的好人，但一旦开讲也难以收住。一天他刚从风景胜地“旅游”回来，把酒感叹：日本这个民族的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八九十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杀掠夺、割城攻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我纠正他说，兄弟，不对，日本骚扰中国岂止八九十年？而且中国也并非没有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还说日本周围的岛，在二十一世纪或者二十二世纪，日本人要面对两片列岛的事，北方四岛和南面的钓鱼岛。日本人要面对两个大国的逼迫和自卫，但日本人很有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的，他们为了这些“岛土”，会像“神风”战机一样拼死向前的。那个时候东北亚将是什么样的火海样，全世界的人都不敢想象。有人说，只望释迦牟尼的慈悲之力化解……


虽然北方四岛和钓鱼岛是不同范畴和归属的问题，但日本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岛就是岛，她们在日本海的两端同样美丽，应该是日本美人的两只簪花。


表面上看，海岛像女人一样勾起了他们遥远的情怀，实际比女人在他们心中更有地位。


日人中从古到今少有为了爱情而死的男人，却有着数不尽的为了主人、长官、国家、义理和道献生的武士。


大多数日本人是疾恶如仇的，虽然他们更多的时候是把爱恨埋在心里，不轻易表露，但他们心中还有一个更绝对的引导，那就是日本神圣、日本优秀。不像中华的自大只是华夷有别的自我良好感觉，日本人的自傲是在尽忠的悲壮中升华出的对周围碌碌无为的鄙夷。


日本人表面上也是中庸的，但暗自里却是很极端的，可能是世界上最极端的。为了无形中的“道”，为了心中的“义”，他们可以没有家人、没有浪漫、没有怜惜、甚至没有对错，没有是非。这些看起来是世界上最儒雅的人，倏忽间就可以挥舞起比颇为儒气的中国宝剑更凶悍锐利的倭刀去冲杀、去占领，去“保卫”。


从中国看日本，那是一个悬浮于太平洋中的列岛；从列岛看中国，那是一片广袤的大地，岛国的日本人总是盯着海外。中国广阔无垠，又厚土厚德，梦里多少回不知来源和出处的日本人意识深处很难说没把她当作母土母国（现代人种学从考古和基因科学两个方向认定，日本人的祖先在旧石器时代来自中国东北、华北、朝鲜半岛和中国南方和马来半岛。还有一部分属于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人种）徐福的传说加深了这种意识深处的认同，但日本人灵魂深处也总有着更强烈的倔强反抗，明摆着这种人种的归属而不承认，非得弄出一个天照大神的神话和日本民族来自女神的传说。这种不认同是为其种族优秀说打基础的，相信与不相信都埋进了日本人的心灵。


其实明摆着，日本列岛肯定不是古人类的发源地（四年前，日本两位考古学家造假古人类化石和生存遗迹被识破，从侧面反映了日本人对本土人种的渴望）他们来自大陆，意识深处自有对大陆不可磨灭的深层记忆。不可思议的是，一万两千年前，朝鲜半岛和日本间竟然还残存有一条大陆桥，那时日本不是岛，而是半岛的东端。几乎整个亚洲大陆的先民，北到西伯利亚，南到百越甚至马来半岛，都有人众因氏族冲突、人间欺凌、追杀，以及对猎物、食物和空间的渴求等原因流徙到东瀛这片东天尽头。再往东就无处可去了，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横恒在前。


世外桃源的蓦然发现，永无去路的归宿，极大刺激了他们的土地情结。又过去仅仅不长时间，大陆桥就消失在茫茫大海中，朝鲜海峡出现，与西部大陆衍成永远隔绝。这使大陆来的徙民遗族徒增了不可名状的永久悲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和民族不管是文学中的俳句，还是艺妓的宿命，或是军人的远征等种种人生际遇，永远都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伤感。这是一种原伤感，没有上帝给他们赦免的永恒的伤感。


这片被海洋包裹的小陆地各方面比风大雨烈的西部大陆温存多了，稻米、蔬果、海鲜、铁器、竹屋、木履……长时间后，他们忘了游牧的粗放，沙漠的酷烈，性情在山清水秀中渐变，养成了日本人著名于世的细腻洁净的性格。


但毕竟是岛，就像一艘大洋中漂浮的船，空间总是有限。他们总得回望，那片大陆。生命短暂和空间有限的焦灼和伤感，在祖地养成的大陆底色在基因深处的时时上冒，混在一起，酿成他们阴郁和暴烈的一面。


还是很难搞清日本人的“岛国的狭隘”，以及忠勇、报恩、执着、认真等“人类好品质”都是怎么来的。


我曾在梦魇般的日本军部拍摄的旧纪录片中看到过，日本黑压压的人民在振臂高呼，年轻人组成的武士队伍，挥舞着亮闪闪的倭刀林阵……开疆拓土的热血溶进真诚的眼睛，年轻茁壮的男孩们，呼喊发泄完之后，就要被集体送到中国东北开拓屯居。我相信他们在底下都是优秀无私的好孩子，但是与中国人作对，越优秀对中国人的伤害就越大……有的时候，我多么希望日本人是猥琐的，这样就会东边无战事。有一个愚笨的邻居是很幸福的事。可惜，天不假时，我们经受了这些男孩们的伤害后又要面对他们的孙子辈，不知这些孙子们是否也怀想大陆，心寄满洲，像他们的爷爷那样寄情千年的大陆梦？




大唐雄风盖日本



日本的大陆梦是以千年为期的，而不是像我们说的自1870年以后。千年一梦，对中日两个不得不挨在一起的紧邻来说都是漫长无边的梦魇。


我们媒体文章总是自傲地说，古代的日本对于中国是崇敬的、敬畏的，实际是这样的吗，恐怕这只是我们“华族”自己的大国梦想而已。


十三世纪，整个世界经受了一次成吉思汗风暴的“洗礼”，差不多整个北半球都被蒙古铁骑蹂躏，只有刚从蒙昧走出来的日本人用自己的勇敢遏制了蒙古人的铁骑，那是大陆与日本第一次惨烈碰撞，以日本全胜而告终，这成了日本大陆意识的转折点，也是中华遭受日本骚扰和侵略的开始。


蒙古风暴之前，日本对于西面的大陆有不少敬佩。这个雾一样迷茫强大的大陆，对它既是学习的目标，又是征服的诱惑，它在敬畏中总是带有试探，甚至寻衅。


在典籍文物的浮华中，日本人早就识破了中华的软肋，他们由种种迹象看出，中国人并不是像想象的那么强大，作为一个个体，“他们远不如日本人纯净和勇武”。


对西部大陆的羡慕、觊觎、甚至蔑视等因素混合，使日本人在野心膨胀和自愧佛如的情绪中沉浮。同时他们时刻不忘土地永远是他们第一追求的要素，岛是不可靠的，大陆永远是第一故乡。在这种思绪的牵引下，第一个受害者总是朝鲜，然后就是中华。最早的尝试竟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朝，当时中日两国水军大战朝鲜的白江口，结局完全是一千多年以后甲午海战的一个颠倒，中国海军以少胜多，全歼倭国海军——不知为何，这个事我们从来没有彰显过，其实是最好的“过去我们曾经富过”的事例。


事情还是缘自日本的“大陆政策”，刚从“食人生番”走过来日本人，守着一个好岛，本可躲进小楼成一统，好好伺弄，却不料想，国家和民族意识异常高涨，整日恃强凌弱，把玩大国战略，百十次进攻朝鲜，把一个朝鲜海峡视为己家台阶，动辄迈过，游梭于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中间，还在朝鲜半岛南部靠近日本的海边滩头建立了一个移民国“任那日本府”。


日本视朝鲜如掌中物由来已久，在归化汉文化圈以前的化外时期，也就是在有邪马台国女王而无天皇的蒙昧时期，就开始西征朝鲜。那时正是中国西汉的盛期，大量的汉籍被从朝鲜人手中掠到日本，日本人那时没有自己的文字，更不识汉字，于是延请朝鲜人为师，识认汉籍。这时，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徐福时代被秦人带进日本的古汉籍也被重新发掘认识。日本从此大量珍藏汉籍，又无西部大陆的战祸频频，以后竟成了向汉籍的母国——中国输出汉籍的国家。


日本在文化上的觉醒，更加刺激了它的大国梦。它已经不满足在朝鲜半岛南端的偷偷摸摸，而开始经营朝鲜，窥视中国。


这是一个总是很膨胀的民族，不像古代朝鲜人，在狼心四面的大国夹缝中，总想自保，无暇他顾，养成了一个和平顽强的民族性格。因而儒学与朝鲜很相配，韩国今日也喊出：儒学在韩国的口号。


朝鲜半岛自四世纪以后，逐渐形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三国之间互相争斗，此消彼长。一直打到公元七世纪。此间，三国互相投靠中日两大国以为恃。当时中国刚经过唐朝的“贞观之治”，与东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阿拉伯阿里发帝国并雄于世界。对待东亚鼻子底下的他国事，一般都是好言相劝。对朝鲜半岛三国的争斗，皆以平等友善相待，始终进行调和。高句丽南侵，新罗和百济来求，唐朝派帝使赴高句丽劝解，使其主动与新罗、百济议和；新罗与百济发生纠纷，唐太宗亲自写信给百济王，要他摒弃前嫌与新罗修好……调节工作也有不顺利的时候，这就难免要触动唐帝国的龙威。


643年，高句丽权臣盖苏文断然拒绝唐朝的调节，使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中断，唐朝迫不得已，于645年派兵东征高句丽，力图用支持弱者抵御强者的手段来维持朝鲜地区的和平。唐朝和新罗结盟，大军所到，所向披靡，灭了高句丽。中国民间传奇中的英雄薛仁贵征东指的就是这次战争。


日本对发生在近边的战事极为关注重视，它积极介入朝鲜半岛，想以一个活跃的大国角色与唐朝抗衡。


在这次战争中，基本上是中国和新罗一方，日本站在百济和高句丽一方。


新罗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基本是由勾践灭吴后的难民和避秦乱入韩的中原人、吴越人与当地土著人融合而成，或许对唐帝国有一种骨子里的亲近感，两国沟通起来少障碍。而在三国中历史最悠久的高句丽虽发源于中国辽东半岛和长白山麓，因古时难以与中原汉人通，反而认同感最低，屡屡与隋唐等朝相抗。


在朝鲜三国中，百济的关系与日本近。659年，百济在日本的支持下进攻新罗。新罗几乎被灭。新罗求援于唐。唐高宗决定抗日援朝，“唇亡齿寒”是他最早说出的。他派大将苏定文率军十三万东征百济。新罗派五万精兵接应。唐、济联军迅速进击，百济大败，百济王义慈和王室成为俘虏。其子逃脱后，召集残军，向日乞援。日本得到这个与大唐较量的机会，上下兴奋无比，当时在位的齐明女皇赴九州，欲亲自指挥与大唐的战争。只是在途中病故而亡，不得一展女性绵密的战略心思，出征未捷身先死，日军遂也止步不前。


又过了几年，看着百济好端端一个国，就这样给中国人灭了，遗民屡屡哭诉哀告，日本恻隐大动，勇武道义被激发，决定支援百济复国。这个物产当时并不丰饶的倭夷之国，拿出了“矢十万，丝五百斤，绵一千斤，布一千端，苇一千张，稻种三千斛”支援百济遗民复国，随后又派军队渡海驰援。日本海军抵达朝鲜南端的白江口，正好碰上刚刚赶来的大唐和新罗的水军。两军在白江口对峙。当时日军有战船四百余艘，新罗和唐只有一百七十余艘，兵力上也是日军人众，于是气焰干云，颇轻看大唐水军。日本统帅放言：“此一役或可让中国军知天朝神威”。


第一日的水战，两军战船相撞，日本的竹木船多不敌唐军的松木巨船，隔船相战，日本的倭刀虽锋利，也难敌唐军的长矛勾枪，结果日海军人船多有损伤。一晚无话，大概大唐海军中有高人挑灯夜读，想起三国时吴蜀联军火烧赤壁的战法，第二日，唐朝和新罗的舰船阵中，突发火箭（燃火的矢箭），日本海军促不及防，四百多艘战船皆被焚毁。兵卒在船上奔突嚎叫，跌撞践踏，大多士兵跳入滚滚江水中溺水而亡。未死的日本残军皆跪在岸边向唐军投降。到底是天国盛唐时，唐军以少胜多，兵民士气如虹，相比之下，日人那视人视己的生命都如草芥的、令人胆寒的武士道还没诞生，剖腹亦不盛行——可惜这种日本军人争相乞命的景象在后世再也看不到了。


百济国也随着日本海军的覆灭而彻底灭亡。


高句丽让唐帝国给灭了，百济让唐帝国给灭了，日本让唐帝国撵走，剩下以中国后裔为主的新罗统一了整个朝鲜半岛。唐帝国还把自己的疆界一直扩到朝鲜北部，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唐太宗临终前欣慰：隋朝三次征高丽大败而归，而我完成了东扩大业。


《日本通史》写道：日本“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天智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唐朝的一举一动，都会使日本举国感到惊恐。生怕大军压境，传说中的不可战胜的大陆军队（夹杂着草原匈奴、北部契丹和南部百越山人等野性部族）将蹂躏日本的秀山丽水。天智天皇下令修建多座烽火台、水城、山城以防唐军来袭。669年，盛传唐朝将出兵日本，日本朝野一片惊慌，派深通中原汉文化的河内鲸出使中国的长安探听虚实，在唐高宗的大殿之下，河内鲸谨慎应对，机警环觅，有所收获后，速回国以报。当时唐初的国势极炽，基本上是指哪打哪，打哪胜哪，把突厥、契丹、西藏、安南、大理等野性民族一个个收服，边界已西扩到里海，北到贝加尔湖，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阿富汗大部、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部、外蒙古等中亚、东北亚地区大都在版图之内。这是一种很可怕的广大。边锋一展，独居一隅的小岛国日本随时可能被卷进去……河内鲸的汇报使日本朝廷愈加害怕，他们又匆忙加固几座城池。就是在这种惶恐的局势下，天智天皇积忧成虑而死。


日本人对白江口惨败进行了多年的反思，他们意识到，以当时日本的实力是绝不可能与唐朝抗衡的，要想能有朝一日再与大唐对垒，成为世界的强者，必须完备中央集权体制，改变藩领各自称霸的局面，实行富国强民的政策……同时他们还意识到，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甚至宗教上全面落后于大唐，如不加紧学习、追赶，将永无出头之日。


随之而来的奈良时代，遣唐使风起云涌赴长安。日本人能屈能伸、善于学习的长处开始显现无遗。




日本武士比蒙古骑兵更厉害


大和民族这时开始了六百年的沉默，或是说对外肃静（有的只是内部纷争）。遣唐使乖乖地去，乖乖地回，争斗和杀戮在内部进行，幕府和王（天皇），将军和藩领，将军和将军……争得你死我活，对外则无暇顾及。


公元八世纪左右，武士和武士道诞生了，这对日本民族影响巨大，可以说改变了日本民族的走向，使他们在与周围的民族争斗中，总有一种精神上的制胜法，其余韵甚至渗透到今天日本称霸世界的经济生活中。但这同时这也是一个民族巨大灾难的开始，日本人恃武称霸的走向，必然要遭受天外有天的更强大的民族的报复。


武士是中世纪从日本的护院家丁中脱颖而出的一种职业，以后衍变成世界上最独特的一种杀人工具。他们不是士兵，比士兵具有更加全面的杀人技巧；他们不是游侠，比游侠更加实际和世俗；他们也不是土匪，比土匪更加正式和官方；他们当然也不是闲汉和村夫，他们是脱产的专业武家子。


武士在跟中华的关系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受到了儒家、侠客文化和中华技击术的影响，但在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和崇尚愚忠和报恩氛围熏陶下，比中华的武夫军汉更加忠勇和纯粹。他们曾经是松散的个体和联盟，在明治维新后，他们大都混到新出现的新式军队里，这些军队里的武士特别是爬到上层的，基本都是主张对华开战的扩张狂。


比如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侧旁的中华能安宁得了，中华能不受其害？


话往回说，在六百年的对外肃静里，武士只和武士拼搏，各为其主，杀人练术。既杀官人，又戮百姓，因而日本的局面显得很凶险。连统治者（幕府和将军）也经常被武士刺杀（但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从诞生到现在，一千五百年没有中断，基本没有弑君弑父之难，不像中国的朝代如走马灯一样变幻，皇帝连金銮殿都坐不安稳。这从侧面说明了日本人的忠孝确实非常厉害，官也不像中土那样贪得无厌，官逼民反的事很少。据史载，到了十五世纪日本才出现了一次农民暴动，以后也很少再出现）


六百年的对外肃静，人民守着孤岛，只能望着海中夕阳伤时伤物……这种望洋兴叹的气氛一直浸到大众的骨子里，整个日本文学两千年的伤感与这种大海中的孤独关系甚深。一直到了成吉思汗大军横扫了全世界后再掉头东时，日本人的性情才又被激发起来。日本人的野心被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挑逗起来。


关于十三世纪元帝国两次入侵日本的惨重失败，我想应该从南宋说起。历史上最使我感到悲凉的就是我汉人的南宋政权。龟缩一隅，辽欺完了，金欺，最后蒙古人连骗带欺。这时，成吉思汗已经建立起横跨欧亚二大洲的大蒙古帝国，并在公元1259年迫使继新罗之后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投降，蒙古势力遂于日本隔海相望。


这时，臣服蒙古或讨好偷生的国家遍及两大洲，惟有日本是征伐的处女地。元世祖忽必烈野心勃勃，对于日本独立于蒙古帝国势力之外的状况，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蒙古人对日本的最后动武起因于日本的不肯臣服。史载忽必烈六次派使者赴日要求日本称臣纳贡，已经被蒙古人征服的高丽国王也致书日本人要求他们向蒙古人屈服，但使者每次都被欺骗玩弄，或被囚于一地，或被拒之国门以外，拦到一个小岛上，没吃没喝，或长达半年没有反应——弄得忽必烈以为国书没有送到。


日本人认为，蒙古的国书有辱尊严。其实蒙古人已经很高看日本了。一位作家写道：“忽必烈在国书的开头，用‘奉日本国王’字样，以区别日本与藩国高丽的政治地位，表示君临欧亚两洲的帝国皇帝对尚未臣服的日本国的关系是平等的。续而以高丽臣服作为通好的注解，最后以不通好将招致用兵的威吓语言作结束。忽必烈满怀信心的认为，地处海岛的日本，对于兵踏欧亚君临四海的大帝国的国书，是会奉若神明的。国书一到，日本可随之前来通好，‘四海一家’的愿望即将实现。可是，忽必烈并不知道当时日本的政柄不在天皇朝廷，而在镰仓幕府，而幕府实权尽在北条时宗手中。北条氏以武士掌权，藐视公卿大臣，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根本未把元政府统治者放在眼里，甚至当时蒙古帝国强大到什么程度，也是狭隘的岛民们所无法想象的。”


天皇政府回信，以不闻蒙古之国名为借口，拒绝通好。忽必烈震怒，于是武装攻日不可避免。


忽必烈执意要进攻日本，除了发泄怒气外，还有一些更实际的考虑。蒙古大汗虽已占有半个世界，可因为蒙古贵族对奢侈品的旺盛需求，再加上蒙古人拙于理财——长于劫掠，短于生产，蒙古帝国的财政时常捉襟见肘。忽必烈之前的两位大可汗贵由和蒙哥都以挥霍无度著称，他们购买奢侈品主要以贵金属支付，对部分拖欠的债务甚至以未来的战利品做抵押。


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激战四年，这场蒙古人之间的内战无利可言，自然使蒙古


帝国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而日本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产地和出口国，也是高质量绢丝的出口国，也是世界上品质最高的玛瑙的出口国……这个神秘的、外人很少踏进的海中仙岛在以攻杀俘获为生的蒙古贵族眼里无疑是块肥肉；同时进攻南宋的蒙古军在襄阳一带受阻，吴越间尚有岳家军的余脉，而四川军民抗元更是骁勇猛烈。忽必烈想征服日本后，从海路包抄南宋，以便最终统一中国，建立蒙、朝、日、汉、越（百越）藏为一体的“大东亚共荣圈”。


1274年的蒙古人踌躇满志，他们踩着辽金的废墟，雄霸整个中国北方大地。他们以为日本就像他们西进途中遇到的随便一个小国一样，一冲就垮，而且他们更重视与南宋的战争，集结重兵，准备强渡长江，所以用以进攻日本的军队并不多，总共才有两万五千人。但是训练严格，战力极强，其中蒙古人和高丽人大约各占一半，还有部分女真人和少量汉人。远征军的统帅为蒙古人忻都，两位副统帅为高丽人洪茶丘和汉人刘复亨。


这年夏秋之间，征日远征军由朝鲜扬帆出海，驶往九州岛。元军航行至博多湾，首先攻占并蹂躏了对马岛和壹歧岛。这是世界上最骁勇的两类武士的第一次碰撞，见惯杀戮血火的蒙古骑兵还是被日本人不怕死的精神震撼。登陆壹歧岛时，当地地头（保长之类的小官）竟率仅有的八十余骑向蒙古大军冲击，包括他儿子和养子等，一直全部战死，无一后退。以后，蒙古大军每登进这样一个前沿小岛，都会遇到这种全家全族的拼死抵抗和自尽，甚为壮烈——与几百年后，美军进攻赛班岛和冲绳岛的一步一血战的惨烈景象很相似——不知何时，以死殉国的悲壮情怀嵌在每个日本士卒百姓的心脑中。


蒙古大军分三处在九州登陆攻入内陆。面对第一次“蒙古来袭”，日本镰仓幕府调集部分正规军迎战，九州沿海各藩也紧急组织武士和民兵参战。惨烈的战斗进行了二十多天。一开始，日本人战术较为原始，像被毛泽东骂为“蠢猪式的宋襄公”那样，不是趁敌不稳，进行突袭，而是待敌人布好阵后，再叫阵开战。比如一部元军从博多湾西部百道源一带登陆，已在此等待了一夜的日本骑兵，并没有趁机攻击，而是在元军登陆整顿好队型后，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放“鸣镝”表示进攻开始。日军由一名武士单骑冲阵，大队骑兵随后冲杀。蒙古人什么阵型没见过？看着日本人的幼稚，心中暗喜。他们按兵不动，待日军接近，突然杀声震天，硬弓短矢，火炮弹丸，迎面扫来。日本武士随即被打倒一大片。


日军极不适应这种大陆的狡诈，死伤严重，百道源战场日军“伏尸如麻”，元军很快向内陆推进。


但是蒙古人高兴得有点早，在相持了几天后，日本人很快适应了蒙古人的战术，于是开始反击。主要由武士组成的日本重骑兵队尤为英勇，他们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冒着箭雨列阵冲击敌人，与敌军贴身近战，使蒙古人的弓箭优势失效。汉人大将刘复亨在激战中被一箭射下马，一时群龙无首。元军没料到会遇到如此凶悍的反击，折损大半后退回海滩依托回回炮防守。至此元军伤亡惨重，进展无望，箭和给养也即将用尽，天云乌黑翻滚，蒙古人越看越心颤，决定放弃滩头阵地，上船撤退。在返回朝鲜的路上，元军的舰队遭风暴袭击，一半军兵，堕海而亡。


第二天，日本人不见元军来袭，一看海面，空阔平静，哪有元军舰队的影子，于是大喜若狂，举国祭拜，感谢“神风”。此后“神风”精神陪伴了日本人六、七百年，直到美国的原子弹在长崎上空爆炸。


回回炮



此次战役日本史称“文永之役”，蒙古人在东亚第一次遇到了装备训练和勇气都不逊于自己的对手。高丽人在战斗中主要负责近战，他们因遭受日本人的正面冲击而损失惨重。故而高丽人对日本军人的战斗力，尤其是日本人的战刀印象深刻，据说元军普通士兵的刀剑与日本刀一碰即折。相对来说，使用弓箭的蒙古人损失小一些，在他们看来，日本人的弓箭虽威力强大，但射程很短，不能跟蒙古角弓相比。“回回炮”也为蒙古人挽回了一些面子，这种在中亚和欧洲战场上获得的、一次能发数十枚铁丸的新式武器第一次在东亚露面，击倒一片片紧追不舍的日本武士。《太平记》一书对此有过描述：“击鼓之后，兵刀相接，抛射出球形铁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车轮，声震如霹雳，光闪似闪电，一次可发射两三个弹丸，日本兵被烧害者多人，城上仓库着火，本应扑灭，但无暇顾及。”


这些曾经放马匈牙利和俄罗斯大平原的蒙古战士，若论吃苦耐劳，当时是无人可比的，必要时可以靠吃生马肉，喝马血维持生命。蒙古人作战的机动性世界第一，一般只带很少的给养，士兵的吃穿问题主要通过掠夺战争地区的平民解决。可这次战争中蒙古人偏偏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他们一直未能突入内地居民区，自不可能有平民供他们掠夺。因此日本人的战术可谓十分高明，当然这得有不怕死的武士做前题。


有人说，称雄世界的蒙古骑兵的下坡路也源自这一仗。这里得说一下成吉思汗和他骄傲的骑兵。铁木真（成吉思汗）的骑兵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被世界上所有史书描述为凶悍迅猛，势不可挡。早年的铁木真依靠他有如天马般的黑骏马，即钢嘎哈拉，躲过了塔塔尔人、泰赤乌人和王汗等十几个部族的追杀，最后统一了蒙古，被无数草原部族尊为“成吉思汉”，王中之王的意思。这时，这个大汗有一个梦想：西进，去看黄种人从未看过的西部大海（大西洋）。大西洋就是成吉思汗给起的名字。他根据自己梦中所见在羊皮上画了一张西亚和欧洲的地图，用了三年时间准备自己的梦想之旅。


1212年夏，大汗的军队在也儿的石河畔誓师，“从各地来的精锐骑兵与马队云集在河边，在大地上展开的旗帜成片地漂浮在人类上空”，一支支马队绵延数百里地跨越阿尔泰山，经过贝加尔湖，翻越葱岭，突然出现在被西方人称为西突厥的强大的花刺子模人的视野里，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人听到来自大蒙古王的昭示：“凡是挡在朕前的城池，开门迎接的可以免去所有人的死，凡是把朕关在城外，向朕射箭，向朕的军队反抗的人，一律死去……”果然，抵抗者灭亡，投降的生存，花刺子模消亡了，西方史书把这次进军比作汉尼拔进军意大利。


随后，成吉思汉的铁流，每位骑兵拥有数匹马的轮换骑乘，不要一切辎重，席地而卧，刺马血而饮，翻越高加索山，神速攻入伏尔加河流域，大败俄罗斯大公的联军，直抵匈牙利边境。这是相隔一千多年的重逢，与被汉武帝和他的儿子孙子们赶至此的先人──北匈奴人的后裔相见在此。可惜先人已经欧罗巴化──沉浸在宗教和艺术中的西欧对来自亚洲的“黄祸”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说服英勇善战的匈牙利人抵住可汗的军队，“不要破坏繁荣灿烂的威尼斯”。于是，同一血统的两支凶猛军队──蒙古铁骑与匈牙利骑兵僵持在东欧平原上。


大汗的后方不断传来西夏人降而复叛的消息，成吉思汉不得不回师中国，暂停大西洋梦。


西夏人是成吉思汗所遇到的最顽强的敌人（当然以后还会遇到更顽强的日本人）整整２３年，抵住了潮水般攻城的蒙古骑兵，成吉思汗也中箭受重伤。成吉思汗死了，西夏民族也灭亡了，蒙古骑兵根据成吉思汗遗命，把依次从大夏城中出来投降的西夏皇帝和他的臣民一个个杀死，斩草除根。西夏文化从此消失，只剩一个供人凭吊的西夏王陵……蒙古的黑色骑兵从那又向南宋呼啸而去。


西夏人使成吉思汗饮马大西洋的美梦破灭，使东亚黄种人的势力仅到里海和黑海为止。整个欧洲文明或许都应该感谢他们从未见过的中原王朝西边的西夏人，但谁应埋怨蒙古人呢？埋怨忽必烈和他的草上民族没有东征日本成功呢？



蒙元何不入日本


第一次侵日战争结束后，忽必烈认为日本人已领教了蒙古人的威力，遂派汉人使者去日本要求臣服，但日本人很干脆地将使者斩首。几年后，日本人又斩了两个元使者——谁当去日本的使者谁倒霉，日本人学了那么多儒家义理，就是不遵照“两国交锋，不斩来使”的古训——忽必烈还从未受过如此窝囊气，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此时南宋已灭，中国已大一统，他开始着手准备第二次入侵日本。他成立征日大本营“征服日本中书省”，军队由中国各地，蒙古和高丽招集至沿海地区接受登陆作战训练，远征军的粮秣补给也源源不断从全国各地征集，同时高丽和中国东南沿海的造船厂也昼夜赶工，制造大小战舰和运兵船。有史书载：沿岸舰船，如星海繁密，齐鲁工匠，悉数应招。


日本人的暗探早已散布在高丽和中国东部沿海，严密窥视元帝国的动向，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蒙古来袭”做了充足的战争准备。此时日本政局稳定，架空天皇的大枭雄的后人北条时宗对镰仓幕府（幕府表面上归顺天皇，实际是武人掌握，桀骜不逊，天皇对他们战战兢兢）和日本各藩的控制远胜以往，因此日本人能够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抗击入侵。日本人在元军最可能登陆的靠近朝鲜的博多湾一带的海滩上构筑了一道道石墙，用以阻碍蒙古骑兵。同时九州各藩开始动员民兵，日本其他地区的武士也赶来参战。


公元1281年，元帝国庞大的远征军由浙江宁波和朝鲜两地同时出发。此次出征的军容十分壮观，共有大小船舶近五千艘，军队约十六万，其中蒙古人四万，高丽人二万多，汉人约十万，其中汉人大半为新附军（收编的南宋军）。蒙古人自然是作战的中坚。高丽人和汉人对他们唯唯诺诺，言听计从。


忽必烈集全国之力，大有一战定江山的决心。当年五月底，神经紧绷的日本人果然在他们料定蒙古来袭的地方看到如云的舰帆从西方飘来。这是以蒙古人为主的北方舰队。这支舰队并没有着急登陆，而是先扫荡了沿海的小岛屿，然后在那等待从南方来的中国人的舰队。


六月上旬，南宋降将范文虎率领的南方舰队抵达，两支庞大舰队在九州外海会合，之后开始向日本本土发起冲击。这次远征军遇到了更顽强更有效的抵抗，日本军队以石墙为掩护，不断击退元军的进攻，还伺机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击。伊豫国武士组织的“百人决死队”突入元军深处，东突西杀，与蒙古人和高丽人近战肉搏。他们手持日本长刀，头裹白布，硬甲遮半胸，胸毛半露，血糊满脸，嘶嚎着追杀着蒙古人和高丽人……显得比漠北马上生涯的蒙古人更加粗蛮豪野。


在日本决死队的数十次疯狂冲击下，高丽军主力支撑不住，突然崩溃。高丽军统帅洪茶丘被踏在马下遭杀斩，几名蒙古高级指挥官也被突进阵前的日本敢死队杀死，一般士兵尽量远离日本决死队，用弓箭进行防卫……几个民族空前激烈的搏杀使天光黯淡，而且过程漫长，竟然持续了一个多月，此时远征军的损失已超过三分之一，但依然不能突破石墙。到七月下旬，元军的粮草和箭已基本告罄，此时无论蒙古人还是日本人大概都以为这次战争的结局将和上次相同，会以元军体面败退而告终。


八月一日，太平洋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飓风，风暴持续数天，蒙元帝国的战舰像玩具一样被撕裂抛起，水兵在残船水浪中奔突……南方舰队的舰船基本被毁，北方舰队的舰船也损失大半。北方部分蒙古军和高丽军乘残船逃离战场返回高丽。南方军的指挥官范文虎眼看回天无术，临阵逃脱，将十万元军，其中大部分是自己带来的南宋子弟遗弃在海滩上，逃上一艘惟一残存的战舰，连跟随他的几千亲兵也遗下不顾，“独帆走高丽”。“江东子弟”，泪泣呼号，这些人无食无水，少箭石，失去了退路，又无力突破日军的防线。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但时间来不及了，日本人开始屠杀，南宋子弟只得在这陌生的异国海滩上等死。


忽必烈用错了人。在舰队被风毁时，有人建议干脆学项羽破釜沉舟，把残余的船只也毁掉，十几万大军没有退路，当奋勇向前杀倭，胜算应不小。而统率忻都否定了这个建议，决定乘船逃离，结果刚一上船，风暴骤至。


而南方舰队统率范文虎则完全是个奸妄小人，他是南宋大奸臣贾似道的女婿，靠裙带关系当上了南宋的大将，实际是个庸碌之辈，当蒙军攻打南宋最关键的屏障襄阳时，他曾先后两次率领南宋军援襄，均遭惨败；咸淳八年（1272年）春，范文虎为保存实力，坐视南宋另一主力陷入苦战而不救，致使“二张”（张顺、张贵）全军覆灭。南宋也就此奄奄一息。蒙古军杀到，范文虎马上弃皇帝提拔之恩和南宋社稷于不顾，屈膝投降，被命为攻宋先锋。这时他摇身一变，对自己原来的同胞变得异常凶残，在攻占南宋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之战时，他率先攻占盐官县（今浙江海宁市），切断同胞的逃跑之路，为元朝立下大功。


这次他又丢弃十万江南子弟于不顾，单身逃跑，读到这些史料，不由得令人对这个无情小人恨得牙痒。只恨为什么中华千年对敌史中净生些这种畏敌如虎，奸滑狡诈的东西，而独不闻日本有怕死小人。


数天后，越聚越多的东瀛武士开始一个岛一个岛地搜索屠杀，最后他们将残存的元军驱赶至一处名为八角岛的狭窄地区，肆意攻击杀戮。中国人、蒙古人、高丽人自相踏践，状况极为悲惨。日本人毫不留情，大部分元军死在倭刀之下，只留下两万多的俘虏。


日本人按照蒙古人的标准把俘虏分四等，那些他们认为桀骜不逊、难以驯化的前三等，即蒙古人，色目人（突厥人和阿拉伯人），女真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全部被处死，而四等的唐人（南方汉人）免死后成为部民（贱民）。今天的博多湾还有一座名为“元冠冢”的小山，据说是当年元军将士的集体墓地——不知可否有中国游人前去凭吊？我们何时能有日本人去神社祭奠英烈的壮烈情怀……这些元人，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已在异国海滩困眠八百年了，不得回故土！


在这次惨败中，有三名汉人士兵逃脱，他们抢得一艘小船，幸运地漂回中国。忽必烈通过这三位幸存者终于知道了战败的真相，奸人范文虎被斩首，其他官员也受到处罚。


日本人以死为美


日本史称第二次蒙古来袭为“弘安之役”，此次战争日本人投入的军队的质量和数量都远胜过“文永之役”，蒙古人在战术上没有丝毫的优势。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蒙古人的战斗力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强大，日本武士在各方面都胜过他们，尤其在装备和战技方面。日本人装备的优势不仅在于战刀，也在于武士的铁甲，据说只要距离稍远，蒙古弓箭就无力穿透武士的盔甲。


日本武士的搏杀技也胜过剽悍的蒙古人，蒙古人的记载称日本人擅长单打独斗，这与日本人自己的说法也相印证了。


史家评论：“日本人对元军中的汉人评价最低，在他们看来，汉军贪生怕死，士气低落，是标准的鱼腩部队。不过他们认为，汉人打仗不行，做奴隶倒合适，因此日本人最后赦免了部分汉人。”


日本人的战斗力何以如此之强？史学家头疼不至，实际最关键，日本人有了武士道，这使日本军队凶悍无比，顽强至极。


和唐朝中日白江口之战不同，这次日蒙之战，日本人宁死不当俘虏，无一不战斗到最后。


自从有了武士道后，日本人视投敌或被俘为极大耻辱，认为是比死更令人难堪的一件事。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中，日军的空闲升少佐在身负重伤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中国军队俘虏。停战后空闲升少佐被送还日本，但他在回到日本后自杀，以死来洗去他曾经作过俘虏的耻辱。该事件在日本一时成为美谈。中国抗战期间有一个"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故事。据说狼牙山五壮士在弹尽后跳崖自尽，追赶他们的日军士兵在五壮士跳崖后，曾列队脱帽表示敬意。以致后来有人感叹，中国像狼牙山五壮士的人要是有五千、五万、五十万，那中国抗战决不至于打八年之久。


在整个二战期间，日本向海外派出了700万以上的军队，但在大规摸交战中，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国军队捉到的日军战俘却少的令人难以置信。对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来说，一旦战亡人数达到1/4或至多1/3，投降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了。但日本人即使仅剩一兵一卒也会血战到底，一个日本士兵所坚守的阵地就是他自己的坟墓。菲律宾战役中日军投入了63万大军，战死者竟达52万以上。硫磺岛战役美军捉到的战俘不足守军的百分之一，且几乎全部是丧失作战能力的重伤员。


一位作家写道：“当失败最终来临时，仅8.15日本投降的当天陆海军自杀的将级军官就达34人之多，其中神风特攻的核心人物，日航空技术部总长偎部正美少将先用手枪射杀了自己的母亲.夫人和三个孩子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不仅仅是军人，许多日本平民也义无返顾的选择了死亡。44年7月9日，塞班岛战役的最后时刻， 4000多主要是妇女儿童的平民百姓走投无路，被赶上了岛的尽头北马尔比角的悬崖之上。面对美军高音喇叭的劝降，他们置若罔闻，甚至根本不回头看一眼那些美国人，一批又一批的日本人扶老携幼从800英尺高的垂直绝壁跳下大海。许多奄奄一息的母亲和少女，在地上艰难的匍匐着.挪动身躯挣扎着爬到崖边翻身滚下深渊。孩子多的母亲先将孩子一个个扔下大海，自己紧随其后纵身跳下。孩子少的母亲背着.抱着自己的孩子跳下悬崖。一位美国随军纪者，用几百英尺长的胶片拍摄下了这个惨绝人寰的场面，成为二次大战中最震撼人心的记录片之一。”


按说武士道只是壮汉为之，但日本的妇女儿童也是这么视死如归，可见一种壮怀激烈的情绪笼罩着全日本。


相比之下，历次对外战争中，中国不知出了多少汉奸。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常是几千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撵着十几万中国军队乱跑，而整团整师的中国人投降日军做伪军也不是新闻……窝里斗和苟且偷生，是中国军队总是败于日本的最主要的两个因素。


那位作家写道：“中日两个民族对生命的价值观念确有不同。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日本人喜欢樱花，要么轰轰烈烈的活，要么轰轰烈烈的死……日本人的残暴与顽强溶为一体，他们杀害敌方战俘和平民，可也用同样的手段伤害自己。胜利时他们趾高气扬横行霸道，失败时他们食草嚼土拼死战斗。更为可怕的是，日本人把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视死如归的特攻精神，带到了战后的经济建设中，工作狂成了日本人的代名词。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朝鲜还是越南，这些同样在战场上表现出过非凡勇气的国家的人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无论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也无论胜利还是失败，日本人都无愧为亚洲的骄傲。”


还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的学习极为迅捷，在两次战争中的八年间隙期间，日本人改进了他们的弓箭，第二次入侵时，蒙古人发现日本人弓箭的射程和穿透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已与蒙古强弓不相上下（要是换了有些民族，停战阶段，该贪污贪污、该邀功邀功，该行贿行贿，就是没人真正过问关系重大的、却不会给个人带来好处的体制和器物的改良。这样的民族能不受欺负，百姓能不受苦难？）


从保留至今的图画看：日本人的长弓与当时最先进的英格兰长弓有几分相似，长约一点


五米。由于日本人本来就很矮小，画面上的日本弓箭手好像比他们所持的弓还短。实际上当时日本人的战术也和英国人相似，都是以重骑兵（武士）为突击主力，轻步兵和弓手负责保护两翼和压制敌人。


日本人很有意思，许多方面跟他们从未谋过面的西欧人有些相似，比如中国历史学者们认为：“日本中世纪史是一个较为独特的封建社会形态。从它的发展全过程来看，是‘东方因素’与‘西欧因素’的结合体，大体上属于东方和西欧的综合类型。”从这点上看，日本人的“脱亚入欧”，看不起同是东亚人的黄种人是有根据的。


日本人非常重视装备制作精良，在中古时代，一把锋利和坚韧的长刀恐怕在战场上要起决定性作用。


日本人制作器物时的认真和一丝不苟早在那时就显现出来。比如《郂余丛考》记载：明永乐年间，高丽作为贡品献给明帝的日本扇，其实是高丽的仿造品，但高丽仿制的工艺、绘画等均不及日本扇，所以其售价据说仅及日本扇的十分之一。


蒙古人的粗刀可说吃尽了日本精刀的亏，一碰就折的状况不知损了多少蒙古和中国士兵的命。当时日本的冶炼和刀具制作技术世界一流，据历史学家记载，日本战刀的性能只有北印度和西亚出产的大马士革钢刀可以媲美：“古代最优良的钢按性能排列依次为大马士革钢（铸造花纹钢），日本钢（暗光花纹钢），马来钢（焊接花纹钢）。中国最好的钢（镔铁）其实也是一种焊接花纹钢，不过性能没有马来钢那样出色，中国最好的刀剑一般由进口的马来钢制造。大马士革钢为高级合金钢，冶炼技术复杂，成本高昂，具体制造技术已失传。在古代，大马士革钢刀一般只有贵族才能拥有。最顶级的大马士革钢刀为乌兹钢刀，产于印度，其次为斯切尔弯刀，产于波斯。斯切尔弯刀的做工和装饰极尽精致奢华，是蒙古贵族的爱物。相比之下，日本钢其实并无太大特色，日本战刀的优良性能主要来自其独特的后期淬火工艺。大马士革钢刀性能固然卓越，但日本刀制造成本低廉，日本的普通兵民都可拥有一把好刀。”


历代有许多中国人对蒙古人的失败深感惋惜，他们总结了不少教训，认为如果元帝国能避免失误，比如不用范文虎这样的庸才，多选一些登陆点（像二战中盟军诺曼底登陆那样玩些花样）本可以征服日本，这样亚洲的历史就要改写。


但也有有灼见者认为，日本人士气如虹，在这两次与元朝的战争中，参战军队的数量并不多，两次都是以少胜多，这与唐时中日两国决战白江口已不能同日而语。


日本武士的凶悍和忠勇以及兵器的坚锐已经决定了整个战局的胜负。即使元帝国举尽全国之力，投入更多的军队，比如说三四十万，突破石墙，攻入九州内地，哪又怎么样呢？要征服全日本，估计难度很大。日本人不会向侵略者屈服，他们会坚壁清野，不断袭扰。这样入侵的大军会和美洲革命期间的英军一样，所有的人员，武器和粮秣的补充都得依赖漫长脆弱的海路运输。即便以中国之大，也无力长期承担这样的战争，元军最终的结局只会是退出日本。


日本人因这次战争自豪了七、八个世纪，“神风精神”一直鼓舞他们以后和异族的作战，这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战争、太平洋战争中都有体现。



日本抗元成功和中华帝国版图的消减



但忽必烈实在于心不甘，欧亚大陆都已征服，却在一个小岛处落马，说不过去，于是他准备第三次更大规模地入侵日本，他下令做征日准备，动用更多的人力物力制造更多的舰船，召集更多的部队，征集更多的兵甲给养。然而，在准备了几年后，“元军在安南（越南）和占城等地的失败终于使忽必烈意识到进攻日本不可能有任何好处。”


1282年，忽必烈派大将忻都（曾为征日统帅）出兵越南的占城，遭占城回族军民的顽强抵抗。占城人忽降忽战，忽而隐退山林，小股骚扰，蒙古人的长弓快马在丛林中难以施展……安南王也采取此等狡猾策略，主力隐蔽在山林，避免与元军决战，待元军疲惫，又出而攻扰。五月，元军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军。退途中，越南人追而击之，大将忻都遭伏击战死。忽必烈的儿子脱欢再度出兵安南，但无进展。次年罢兵而还。


从西汉时代，安南就是中国的心病，时降时叛，很少长时间隶属中国的时候。安南战争旷日持久，元军的人员兵器和粮草补充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财政危机，最终忽必烈不得已将军队全部撤出，承认了安南的独立。这又令历代的一些学人扼腕称憾，云“要不然中国决不是今天的版图！”


元帝国在安南的失败使忽必烈突然醒悟到，蒙古人不可能征服日本。安南军队的装备和战斗力远不如日本人，也没有日本人的凭海地利，尚给元军重创，何况两次战胜元军、器物战技更加精良的日本？不过这两个民族奋勇抗敌的勇气倒是非常相似。据说每个安南军士的手臂上都刺有“杀鞑”二字，表明他们拼死杀敌的决心。


忽必烈最终降旨宣布：为了体恤民力，征日准备一律停止，士兵和民夫大多遣散回乡。有后人议到，“忽必烈的举动等于承认了自己过去十多年对日政策的失败。但无论如何，与历史上许多伟大领袖相比，忽必烈承认错误的勇气令人钦佩。”


此后，元朝虽然还有过征伐日本的议论和准备，但均未实现。直至元朝末年，中日两国关系仍处于僵局。但中日两国的民间通商一直没有停止过，元朝当局私下支持这种贸易。因为可以通过和平渠道获得日本的白银、丝和摺扇。


日本和安南对元帝国的反抗成功，间接鼓舞了高丽人，他们反抗蒙古人的战争更为漫长艰难，从十三世纪初蒙古人征服高丽起，高丽人的反抗就没有停止过。这些骁勇的战士也是时降时叛，屡败屡战。史家写道：“抗战最艰难时，高丽王浮于海上，拒不投降，也拒不和谈。最终铁木尔意识到高丽战事若不结束，朝鲜半岛会成为帝国流血不止的伤口，在占领高丽七十余年后，蒙古人从大部分高丽地区撤出，承认了高丽王对朝鲜大部的统治。”


蒙古人被朱元璋赶到漠北后，朱元璋像当年的忽必烈一样，也派使者赴日本要求日本称臣，日本当然更看不起这个汉人皇帝了，他们断然拒绝了明帝国的要求并像对待蒙古人一样毫不留情地斩杀了来使。面对同样的冒犯，朱元璋比忽必烈冷静得多，他没有负气出兵，只是下令禁止与日本通商。为了避免子孙重蹈忽必烈的覆辙。


这时倭寇已经兴起，给大明帝国添了不少麻烦。汉人皇帝自有华夷之辨，朱元璋骨子里很看不起这个“东夷之国”、“倭寇之邦”。他写诗《倭扇行》道：

沧溟之中有奇甸，人风俗礼奇尚扇，

卷舒非矩亦非规，列阵健儿首投献。

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

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

浮辞尝云弁服多，捕贼观来王无辩。

王无辩，摺袴笼松诚难验。

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

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


诗中痛骂“国王无道民为贼”，而“卷舒非矩亦非规”的摺扇，是“列阵健儿”（海防官兵）从倭寇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这位从底层打杀出来的皇帝对日本的民风国情也很鄙夷，言“君臣跣足语蛙鸣”，总之颇有君子不与小人斗的意思。


朱元璋在临死时写下《大诰》（遗嘱），嘱咐子弟，对越南，朝鲜，日本等国“永不征伐”即“永不征伐之国”。


今日有文史家叹曰：我们周边的这些小民族确实比我们汉人更加勇猛顽强，更加奋不顾身地以身殉国。蒙古铁骑横扫中原相当顺利，却在这些曾经臣服中华的小民族身上泥足了。他们的成功无疑增加了我们汉民族的屈辱感。出于大家不难理解的原因，我们对越南人和朝鲜人的成功尽力淡化。而对于日本人，由于他们曾给我们民族带来过深重灾难，讲述他们如何英勇抗击侵略更是令人不可容忍。由于有“神风”的存在，许多爱国者遂顺理成章把日本人能保持独立归咎于运气……回视那段历史，日本的抗元成功，客观上助长了中华周围属国的离心倾向，再加上以后的攻伐和韬略，使周边小国最终脱离了中华帝国的眷顾。实际，中华和日本在国际大舞台上较量了一千年，以中华慢慢败北为总倾向。这一倾向不知到何时为止，以哪个地方为终？


比较中的沮丧


元帝国对日征讨的失败，所产生的最大的恶果就是日本对中华生出了鄙夷和觊觎之心。中华外交的一切厄运包括台湾和钓鱼岛的厄运也因此开始，日本浪人武士开始窥视西南方的岛屿。这些岛屿从琉球群岛开始一直延伸到中国大陆旁边。


经过了日蒙（元）战争的历练，日本的武士道成熟了起来。武士道的学理也在这一段时期诞生。这个理论的基础就是建立在轻蔑中华的思想上的。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山鹿素行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置已有几千年的固定的地理政治名词于不顾，竟然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


武士道因为有高于常人的道德标准，很容易就能使信众产生看不起他人的心思。有相当多的日本人认为，日本人有武士道，日本人真的身体力行，中国人有仁义理智信，中国人只是嘴上说说。中国人嘴上功夫天下第一，和实际做的常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古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中国人不得不制定一种道德戒律，把"仁"----公正和善行----作为一种绝对的标准，"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时光流过五六百年，一直到现在，中日两国民间最大的嗔怒话题（除了中日战争和道歉不道歉）就是看不起和对看不起的反应（比如去年，我们曾那么愤怒地指责日本人在东京机场不把华人与西方旅客同等看待，我们也同样骂日本人把质量最好的产品卖到西方，其次的自用，最差的才进口中国糊弄国人……这些对中国人神经的刺激是极为尖利的）。


中日间现在的纠纷和不信任表面上是因为中日战争后遗症、钓鱼岛、不道歉、靖国神社等，实际全源于因我们的不强大而导致的日人的轻看。我平常接触的中国人对日本人个体的不满也主要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傲慢所引起的。日本人只看得起强大的人、道德完善（没有那么多瑕疵）的人。“松散滑懒”的中国人自然不会被他们高看。


看不起中国人所引起的反应是中日关系的最大症结。


中华民族现在已经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敢跟印度比，敢跟四小龙比，甚至敢跟欧洲大国一比高，但是我们惟一不好跟日本比。在他们面前，我们嘴上自不软，实际我们腰板真得能挺得那么直吗？按说中日间最该一较高低了，相似得可以，在一个历史起跑线上：“同文同种”，同在东亚，都曾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出自中方的认真严肃的比较，大家都模糊这一话题，或许这一比确实不利我中华威严，但威严值几个钱？能在未来立足于民族之林才是真。日本有的，正是我们无的，我们何不拿来给我们自己刮骨疗伤。


弱点方面我们有时很相象，同有东亚黄种人之局限，只是程度不同，优长却各自相差很远——中日虽然同文同种般地相近，但性格方面有时反比中国和西方的差距还大，也就是说，比起日本，中国和西方反而更相似一些。


还有哪个国家能跟日本比？如果有的话，以色列当算一个。要在这个世界上挑两个最独特的民族，日本和以色列当之无愧。这是两个最聪明、最肯干的民族，可惜天不佑兮，灾难深重，国土狭小。人永远不能十全十美，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设想一下，如果以日本人这样的素质，配以美利坚那样丰饶广阔的国土，那日本还叫日本吗？日本会以怎样的灵魂驱动它那强大的躯体在世界上腾跃？


即使是在这么逼仄的国土里，日本人也创造出举世震惊的业绩。看看吧，全世界20％的财富被日本人占有，全世界60％的高级制造业来自日本，全世界储备金钱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全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是日本，70％森林占有率的国家是日本（这在工业化国家里绝无仅有，就是美国这种现代环保事业的发源之国、国土空阔得可以建世界上最大的森林公园的国家也远远没有达到此比例）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大国是日本，世界上最遵纪守法的国民在日本，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可能还有一个新加坡）是日本，世界上最贤惠的女人在日本（据说一代日本女人甘愿牺牲自己换取了一代的发展，看看电影《望乡》就知道。不管怎么说，穿着和服的日本女人曾经是拼命三郎丈夫的温柔后盾）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最被西方人喜欢、因而代表了整个东方文化艺术的是日本……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在只有中国四十分之一的国土上，干出了这么多令中国望尘莫及的事——这么多第一中，中国能有几个？想想看，中国的第一都是什么？


日本人能干出任何他们想干的事情，他们一下子就从东方式的封建军事帝国转型为西方的民主制，学得比民主制的老巢西方还像，而且六十年来没有出过什么大纰漏，看一下那些大大小小、今天政变明天暗杀的东西方所谓民主国家，这个日本有些太完美了吧？太安宁平顺了吧？


他们能生产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把世界上的市场完全占领，只是他们不敢，担心美国的愤怒——他们的神经类型太适合精密制造业了，他们掌控着一切高级制造业产品的核心技术，不管是数码产品还是汽车和彩色电视机，到现在为止，中国永远是乞求他们的施舍一些“核心”，然后以量取胜。许多人哀叹过，中国人马马虎虎的性格与高级精密制造业不太相容。


其实他们骨子里并不怕北韩，他们觉得以他们的能力搞掂这个“莫名其妙的独裁小国”不是太困难的事。他们马上可以大量生产出原子弹和氢弹，数量和质量将超世界上所有国家（大概除了美国）；他们能马上生产出能携带弹头打到地球对面的美国任何一个州的运载火箭……


这就是日本，就是一万二千年前、从中国东北经西伯利亚或者朝鲜半岛、从中国南方经台湾和钓鱼岛来到这个大海之中的“孤岛”的“中国子民”建立起来的国家。


对比一下，他们的“母国”，我们，永远是想干而干不成。现代化是中国人一百多年的梦，可是这一百多年的梦境里永远沸腾漂乱着血泪！我们中国人前赴后继，所遇困难重重，至少一直到了25年前还一事无成，现代梦永远毁灭在个人野心和私欲掀起的怨海浊浪中。


作为对比，看看那些日本人吧，一百年前就基本完成了一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和工业构架，中国东北的工业基础就是他们在八十年前顺手建成的，一直到现在还是中国最重要、最庞大的重工业基地；六十年前又完成了一个国家的现代文明的精神再造，建成了现代意义的文明国家构架，虽说是在美国人的帮助或者说是逼迫下搭建的。


我们与日本有许多明显的不同，我们还有许多事情做得不好，我们的法律环境很糟糕，我们的市场经济，我们的银行系统出了很多问题，我们的犯罪率居高不下，我们的人民在经过了近百年的折腾后显得诚信不足，我们的产品做得比较粗糙，我们的高等教育不普及，全民教育是只说不练……


这就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日本人心中的大问题：“我们日本人这么优秀，这么能干，为什么只能屈就这么窄小的国土里，而我们侧旁的中国，人民那么低劣，为什么却占有那么大的国土。难道原始洪荒的大自然法律造就的这一切就不能改变？大自然的分配不均不可以通过人道予以解决？”


这是日本人自十三世纪两次取得对蒙元大军的胜利后的七八百年以来内心最隐秘的思绪。这也是以后日本人越来越猖獗地觊觎西部大陆的一个根上的原因。



万历皇帝五百年前抗日援朝



说完了朱元璋，该说日本的一代名将之花丰臣秀吉了。


16世纪下半叶，丰臣秀吉靠武士道统一了全日本。这没有真本事，绝对不行，要干掉多少以武立身的大家族，要平掉多少武士如云的藩领世阀，要防备多少来自外面和内部的武艺绝伦的刺客的刺杀……这绝对不是中国武侠小说的漫天胡想，而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丰臣秀吉的恩师和上级织田信长就是被其家臣派的刺客谋害于旅途中。在丰臣秀吉之后的德川家康，也是把自己的恩师——丰臣秀吉的后人干掉后才得以称霸全日本。


丰臣秀吉面目沉郁，不怒自威。他在古代中国也大名鼎鼎，中国民间关于他的笔记野本就有四五十本之多。他被中国民间描述成一种恶龙蛟脱化而来的枭雄，最后被中国道人许真君用神功击杀。


天皇在他面前都唯唯诺诺，由他摆布。他是蒙元以后蔑视中国氛围熏陶出的一代枭雄，在日本天下还没定，他还排在武士大头目织田信长之后时就放言，“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后来他在大阪接见日本耶稣会副管区长柯艾留时更说：“如今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惟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羽柴秀长），自己为征服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


这个情节透露出两个很有意思的信息，一个是在十六世纪，日本已有全国性的基督教组织，可见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优秀文化的整合比我们迅捷有效多了，此时在我们国家的西方文化使者还被迫龟缩在宫里，试探着只为皇家和贵族进行世俗服务；另一个是丰臣秀吉道出了日本扩张的思路。他可以说是日本图霸朝鲜，继而侵略中国的第一个真正的主张者和实践者。以后的日本军阀都秉承他的图略，沿着他的思路。比如二十世纪的日本军阀先图朝鲜，后占东北，再进江南，后侵印度的雄霸亚洲的战略方针与他如出一辙。


这个丰臣秀吉是一个毫不掩饰野心的人，他在给小妾浅野氏的信中说：“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明）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几千年来朝鲜确实是中国东边的屏障，丰臣秀吉侵略中国必须先搞掂朝鲜，1590年他给朝鲜国王写信，说要假道朝鲜：“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使其四百州尽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此要求当然被当时是大明帝国属国的朝鲜拒绝了。


丰臣秀吉一不做，二不休，在第二年把统领全日本的官职（关白）让给养子丰臣秀次，自称“太阁”，专事侵华的军务准备。兵备齐全后，他人心不足蛇吞象般地宣布迁都北京的准备令：“奉天皇于大唐（明）之京都（迁都北京），可于明后年幸，将京城（北京）附近之十国（县）可供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吾儿（养子）领有”，他准备放弃日本本土，交由他人统治。自己专门在中华坐镇享福。不久他放言，将“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尊圣意，占领天竺”。


一幅大日本帝国称霸亚洲的美景图画丰臣秀吉五百年前就画出来了。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坐镇日本总部，遥控二十万海陆大军，发动突然袭击，从釜山、庆长、金海等三路攻入朝鲜，如风卷残云，数天功夫就攻破朝鲜京城，当地军民望风而逃，朝鲜国王也弃京逃匿，只得派人向中国皇帝哭诉乞援。一个多月后平壤又破，日本大军直达中朝边境图门江附近。朝鲜几乎全部陷落。“于是，秀吉进驻朝鲜王京，行长（秀吉手下大将）占平壤，清正驻安边，倭军沿途屯兵，互为联络，其意实为犯辽东而直下北京”。


中国平常视日本为倭岛小国，这时大军汹汹，属国被占，边庭告危，一下慌了手脚。主战主和，争持不下，朝廷犹豫不决，直到万历皇帝意识到“唇亡齿寒”，才决意出兵。


大将祖承训率兵五万进军朝鲜，可是出师不利，在平壤被日军击溃。明朝皇帝又派大将李如松率兵紧急入朝，战果也不如人意。这时大明上下，以及朝鲜皇室颇畏惧日军，心存幻想，希冀能与日本和谈成功。而丰臣秀吉早就派人在中国朝廷内部收买了一些大臣，以主和派沈惟敬为代表，造谣惑众，扰乱民心。


在这关键时刻，朝鲜出了位民族大英雄李舜臣，他率领海军与日军进行了两次海上决战，歼灭了日军精锐部队，牵制了陆军突入中国的企图。这时中国援军转败为胜，与朝鲜军民联手，收复平壤、汉城、开城……


丰臣秀吉眼看大势不好，唆使中国朝廷内部的沈惟敬上下活动，也挑拨和利用朝鲜内部的党争，结果中朝联军虽胜，却去与日本和谈。丰臣秀吉“虽败尤荣”，竟然向中国提出七个讲和的条件，听听都有些匪夷所思，比如中国皇帝之女要嫁给日本，朝鲜要永远称藩于日本，朝鲜赔银五百万两……


1596年9月3日，明朝使者在大坂面见丰臣秀吉，宣读明朝皇帝册封他为“日本国王”的诏书，并给其金印、冕服，丰臣秀吉对此勃然大怒，摔诏书于地，怒逐朝鲜和大明的使臣。致使中日历时两年多的和谈破裂。


大明皇帝也怒了，越感到这个东夷之邦的无信用。却殊不知因中国对这个东边邻居的毫无研究，对其国体系统的无知，竟然封什么国王，触怒了这个武士枭雄。


1597年丰臣撕毁和约，再次出兵，但很快又被李舜臣大破海军，陆军也举步维艰，经常陷入伏击。又过了一年，丰臣秀吉眼看大计不成，霸业难行，忧忿成疾，临终前忽又张目嘱咐左右：“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毕而死。


日本人怕军心丧乱，对丰臣秀吉的死讯秘而不发，却在暗地里撤军。他们的十万兵果然差点成为海外鬼。中朝两国海军在海上进行拦截，海战非常激烈，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和中国海军统帅陈璘都英勇战死。


这次战争，中国虽然胜利，但所费甚多，明朝这次抗日援朝是动用血本了，仅用于援朝的军饷支出就约银二千四百万两，尚不包括马匹、机械、火药等费用。按当时比价，每一个中国人要摊到一石米的负担。


丰臣秀吉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与一般的东方式的枭雄不一样，并不以称霸本国，蹂躏国民为终点，他公然以开疆拓土，侵占他国领土为人生目的。他不是像一般君王那样一点点蚕食他国领土，而是雷霆万钧般地全部拿下。他的侵略倾向与他的人生理想紧密结合，上升到了一种美的高度，与西方古代大帝国的君王很神似，比如与亚历山大、恺撒、大流士、拿破仑……他们要在全世界建功立业，他们的野心、他们的人格魅力、他们的热力、他们的欺骗，他们的屠杀……搅混在一起，渗漫到了世界历史的史册中。


丰臣秀吉在计划中要把日本交与他人管理，他和天皇则要移居中国，以北京为自己的新国都。这既反映了他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更透露出日本人的一种心态：大陆是最好的归宿，岛不是永远的家乡。



怎样遏止中国千年落败的大趋势


最关键，中国人要在整个民族性格上有一个整体的觉醒。
　

国民性格的话说了一百年了，成了车轱辘话，但我们变了吗？现在比一百年前，有些方面有所改进，有些没有太多的改变，甚至添了许多新毛病。看看吧，骗子越发横行了（做生意就是骗的代名词，以至百姓吃东西都心惊胆战怕上当中毒，这在全世界万年的历史中恐怕也没有过）腐败蔓延（不仅当官的贪，行业也贪，单位群体也贪，以至最后的圣土教育和科研也全面腐败，这在全世界怕也是独一无二的）没文化非理性的人口增长已经失控（在许多偏远的农村，计划生育正在崩溃）还有举国大麻将、暴戾横行、窝里斗、偷砍国家最后一点可怜的森林资源、沙漠东逼、环保意识难以确立……这一切都是日本没有的而我们特别彰显的，这一切都是特别阻碍我们前进的世界上最不好的品行，而特别令人叫绝的是，作为对比，日本的缺点无碍他们强大，比如看不起中国人、比如不认罪、比如心思细密，甚至比如武士道（《丑陋的日本人》说出的缺陷我很难发现有能够阻碍日本人的）他们的缺陷有时甚至能促使他们拼死拼活地闯营陷阵。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肯定有许多东西我们要不得——不是指儒学、不是指老庄和佛学，不是指忠孝仁义信……而是指藏在这些好东西下面的一些品性，诸如偷奸耍滑、见风使舵、言而无信、外斗外行、内斗内行、没有公德，只有私德，没有信仰、吃风盛行之类的。


让日本人最看不起中国人的也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泛滥成灾有可能把我们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所取得的局面毁之一旦，毁我民族振兴之伟业，决不是戏言！


鲁迅、柏杨恨铁不成钢的话语对我们“伤害的”得还不够，是不是应该重拾鲁迅？


总之，中日两大帝国千年大角逐，所言皆归于此，不可不察！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