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大众性和小众性是千百年来不断泛起沉渣的问题，然而，不论支持哪方，各方始终各说各话，争论的结果与文学的质量，并无太大的关联。因为大众化的文学很难推进文学质量的整体提升，比如现今的网路文学；小众化的文学也并非一定就是高水准。英文中有两个词“always”（总是）和“never”（永不），英美文学教授却会告诉你但凡句子用到这两个词的，所表达的都不一定准确。

哈金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英语文学教授，在2020年1月9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策划，纽约华文作协、华府华文作协、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和世界华人周刊协办的云端论坛上，他讲的主题就是《文学的小众和大众》。

拜现代高科技和世纪大流行疫情所赐，我们得以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哈金教授在云端相聚。这场Zoom会议于晚间美东时间9点开始，开始不到两分钟，就见参会人数飞速上升达到了五百人，估计会议主办方也没料到这场貌似小众的文学论坛，会一下子冲破了五百人的限制，竟然有那么多人对哈金和他的想说的 “小众与大众” 的文学主题感兴趣。

会议在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执行长张风女士的主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张凤女士介绍了海外华文女作协的现任会长姚嘉伟女士，姚会长提到海外华文女作协从三十一年前由著名女作家陈若曦建立，慢慢发展到今天超过两百位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会员，在这被疫情禁足在家的时日里，大家能天涯若比邻地在云端相见，她代表众女作家们感谢哈金先生的支持。

哈金教授原名金雪飞，1956年生于中国辽宁锦州，14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后考上黑龙江大学英语系，81年毕业，84年赴美留学。89民运事件使得他留在了美国，第二年出版了诗集《沉默之间》他一直用英文写作，至今在美出版了4部诗集，4部短篇小说集，8部长篇小说和1部论文集。其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的文字。他的《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1999年福克纳奖。他的短篇小说集《光天化日》（Under the Red Flag）获得了1997年短篇小说弗兰纳.欧克纳奖（Flannery O'Connor Award for Short Fiction），《好兵》（Ocean of Words）获得了1996年海明威奖。2004年描寫韩战战俘的长篇小說《战飞品》（War Trash）再度贏得福克纳奖，並入围普利茲奖。还有《南京安魂曲》、《放歌》……

出现在屏幕上的哈金教授首先发出他那特有的“东北孩童式的笑声”,不论是他的中文还是偶尔夹杂的英文都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也正因为此，令人感到无比的亲切；六十多岁的他戴着一副黒色镜框的眼镜，镜片后面那一双不大的眼睛里不时闪着睿智的光。与他同在波士顿城也是熟悉的朋友的张凤女士告诉大家：哈金是一个能享受孤独的人，他一边工作教书做研究，一边写作，还一边要照顾着他生病的妻子……听上去忙碌中的哈金教授，也许没有太多的时间感叹孤独吧？而大多数写作的人都是内心能触摸到孤独的人，人性却又都希望不孤独，所以用文字排遣孤独便成了作家的专利……

不容思绪开小差，哈金教授已经侃侃而谈：

他从前几年的他的《南京安魂曲》在国内出版开始说起，说到有个记者问他：文学是大众还是小众的？他就顺口答了一句：当然是小众的。这篇报道上了报，没想到几天后，同一个报纸就有一篇标题为“文学是大众的，不是小众的”文章出现，这样的文章与（政府）的宣传口经是一致的，上个世界四十年代，中国的文学文艺都有着指定的路线，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主旨就是文艺要为大众服务。

哈金事后仔细考虑了一下这个问题，他说确实，作家要说不希望自己的书畅销或者说不希望更多的读者喜欢自己的文字，那是不真诚的。他拿他认为最好的作家托尔斯泰做比方，托翁有时一天可以收到超过七百来封的读者来信，可见 他的作品是受到大众的欢迎的，这也说明好的作品或者说受到大众喜爱的作品和好的作家之间是没有隔阂的。

哈金提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提到诗人“老嫗能解“创作法则和人人能懂的诗句，诗人一生作诗几千首，当年长安城里大街小巷都传颂着他的诗歌，他绝对是唐代最受大众欢迎的诗人，但是，他却不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诗人，他觉得李商隐比他好很多倍，而比李年长了四十岁的他，甚至说来世若能成为李商隐的儿子便心满意足了，这是一种怎样的膜拜？他们在乎谁是大众？谁属于小众吗？似乎完全没有，他们可能只看到那丝丝缕缕隐形的却能用心感受到的一种内在的相通吧！

还有现代作家V·S·奈波尔，印度裔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一直声明他的作品追求的是没有风格，也就是说文字要清澈，明白易懂，可是他的这个愿望似乎也一直没能实现，即便在他得奖之后，他的《大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被列入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之一，可里面有个嫖妓的情节，哈金说他每每教学中教到这部作品，问学生作家这个嫖妓的情节为什么服务？为何而写？没有人答得上来。也就是说一个强调大众的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可能遵从自己的内心法则，而置大众不顾，不需要大众的懂得，选择尊重自己的内心，不解释，只是呈现罢了。

作家不解释自己的作品，不放下身段的例子很多，本来吧，每个人的立场、经历不同，对别人写下的文字便会有不同的解读，何必用自己的角度去限制别人的眼睛，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不懂，也正常，并非每个人都慈悲为怀。

经典著作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一直是美国中学文学教材，现在说不能教这样的corrupt English，包括前阵子掀起抵制《飘》（Gone with Wind）的事件，哈金问自己的学生，把经典里的corrupt English改成现代社会能接受的用语，让大众都能读；还是保持经典的原貌？学生们无一例外都愿意读原汁原味的经典。这其实也是在大众和小众之间选择了小众，不是吗？

再回到哈金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把文学作品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绑在一起，行吗？哈金说当然不行，那样作家就成了宣传员。作家不应该是一个时代或者一个社会的宣传员，最多可以是个书记员，那是巴尔扎克说的，今天的方方也是如此做的，她用日记的形式真实的记录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说的大众也不是列宁说的那种“文学是革命机器的一部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的大众性。哈金说文学不应该是那样的，文学在哈金的眼里应该与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作家有自己的Approach，要忠实于自己的作品，心里有文学传统，且从中有参照物，大众还是小众，很多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总之，大众或是小众都不该是一个作家首先要考虑的创作因素，作家应该遵从于自己的内心，遵从于自己的内心法则，心有所物、心有所悟，没有方向的写作是没有意义的，故而写出有生命的作品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应该有的文学观。

哈金的讲座只有三十分钟左右，后面的与大家的有问有答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过了美东时间深夜十一点，大家还意犹未尽。

很多人在屏幕上打出自己想要从哈金那里得到答案的问题，纽约华文作协的会长李秀臻和华府华文作协的王会长接力棒地把大家的问题汇总起来，分别提供给哈金，让哈金一一解答。这部分其实不比上半部分逊色，甚至可以说更精彩。摘录部分问答如下：

南京大学文学系的刘俊教授问：每个作家可能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大众的欢迎，但很多时候却难如意，自己的作品很多时候只在小众中流传，这是一个困扰着古今中外所有作家的一个问题。想问哈金老师，你强调写作保持自己的边缘性，说这样的边缘性是有别于本土作家的特殊性，这种边缘性的坚持，与大众和小众间的关系如何？这种边缘性算是大众还是小众？

哈金答：我觉得不仅是海外写作，即便在国内写作也应该强调自己的边缘性，边缘性意味着你不是主流，不是大伙儿都接受的东西，英文叫Originality，即独创性，这就是边缘性，也是与别人不同，这点对写作特别重要！对于作家来说，最苦恼的事是怎样你能写的与别人不一样！至于将来有多少人喜欢你写的，这不是你能掌控的。我有一位以色列裔的老师，他对我说你写作的时候需要读一本伟大的书，因为一本伟大的书后面一定有很多的读者，而且是长久的读者，如果你写的在风格、情感上与那本书接近的话，你的作品可能会被那本伟大的书的读者中的一部分接受，这是其中的一个办法。这与我前面说的心中有文学传统是一回事，你需要问自己要写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至于将来作品会不会被人接受？你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边缘性很重要，不论你是莫言还是王安忆，当面对一个新作品时， 需要从边缘出发。

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的梁艳丽教授问：我注意到你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中有关伟大的小说的两个定义：一个是伟大的美国小说，“一部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另一个是“伟大的中国小说” 为 “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 伟大的小说的提法非常的好，我特别的感兴趣，能不能请你提一些你的作品是符合这个伟大的小说定义的，或靠近的。 你的作品《等待》是我非常喜欢的，我对我的学生讲，读完这个作品，我会痛苦三天，三天不知肉滋味，一直沉浸其中出不来，这样一个等待了十八年的爱情婚姻故事，让我联想到传统的故事中的王宝钏，也是等了十八年，还有现代版的王宝钏…..都是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梦想，你的作品更真实，不留一丝梦想，想问你觉得哪一种更接近伟大的作品？还有个问题，哈金先生作品的读者都是跨文化的，面对那样的读者，你的经验以及困难和障碍是怎样的？最后再想问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很好的，但是小众的，什么样的动力可以促使他继续坚持下去？

哈金答：那是我在纽约作家们中的一次讲话，当时没很认真，但有人提议我写出来，就写出来了。也没错，我是沿用了两条规律，其中一条是文学中的普世价值，还有一个是文学中的永恒价值。认同感就是普世性，但是另一个永恒性，更重要，就像你刚才说的，现阶段可能什么都不是，但长久的来说是有价值的，好的作家心里有数，正如杜甫说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活着的时候，几十本诗集中只选了他两首诗，完全没有名气，两百年后才被挖掘了出来成了唐代具有代表性的最伟大的诗人。至于《等待》，怎么说呢，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弄好，书稿写好放在书架上九个月，那时没有人要，只有找小出版社，他们也说好，但看不到市场，那会儿中间人也很失望了，不准备做了，但我有一天看到一个Interview，让我意识到我写的人物在美国也有，就是那种人什么都很好，但长期的压抑导致失去了爱别人的能力，意识到这个作品有普世的意义，所以我又重新开始做了。可以说这个作品被人接受，是因为这里面写的情感经验在不同族裔中都能够看到。

美国华文作家和评论家陈瑞琳问：我与哈金先生06年第一次见面，之后写了很多有关他的文章，这些年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创作，也常想再去看他，每次看到我书架上他的那本《南京安魂曲》，我的心就无法安魂……今天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有关世界观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伟大的作家都是比较悲观的，在哈金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对这个世界认识的哈金式的荒谬性、阴暗性、以及人性的黑洞，对人性、历史的认识，他带着一种悲观的但又深刻的洞察、批判性的探索，所以我很想知道哈金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 也就是他说的‘期待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这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 因为我常常像这个世界不是越来越好，人类也不是越来越美好， 但是文学是记录这个世界的，把人类走过的荒唐、荒谬和虚无的东西记下来留给后人的，所以我很想知道超于他的小说的东西，在他说的‘创作中心里有传统，有参照物’之外，融进了哈金心里的是一种怎样的看法？第二个是自由的代价，我很关注他的小说中有关新移民的故事， 《落地》和《自由的生活》，我特别欣赏他在书中的一句话： 自由的生活是有高昂的代价的， 在追寻自由生活的过程中，失去的恰恰就是自由！所以很多新移民来到异国他乡，会有一种失落感。所以想问哈金先生有关对这段话的理解， 理解了自由的代价，才是理解新移民的一把钥匙，也是解读有关新移民作品的一条通道。

哈金答：都是大问题啊。 不过，确实，世界观，我是比较悲观的。我生活也挺好的，挺happy的，但本质上我是悲观的。因为生活中失去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一代人，文革失去教育等等，与别的同辈人不一样，但同时我也是乐观的。 这几年，我也在做一种研究，对于红二代，他们很多被送到苏联去，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你看看他们大多数也没有什么出息。对有些人普通人，只要有一个自由的环境，还是能激发潜能的，比如在美国生活。只要在你能找到的空间，做你喜欢的并有意义的事，比如把兴趣爱好与工作结合起来，那就是幸福的快乐的事。

说到自由的代价，当然了，自由有时是很可怕的，新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国度和环境，你原来的一切（优势和烦恼）全都消失了，是很可怕的，因为一套系统没有了，心里强壮的人可以慢慢的重建另一个系统。自由的代价是一种不确定性，你必须接受不确定性作为你自由的基础，最直接简单的就是你每顿饭都得靠自己（去挣）， 过去在国内，你有单位，（有铁饭碗），只要你好好工作不闹事，你基本上很安全，现在不行了，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得跟别人一样，这点很重要。 在得到自由的开始，很长一段时间，你是没有自由的。但是如果你生命力旺盛，慢慢适应了新的环境，你会发现这是一种更适合人生存的的， 不确定性恰恰是人本应该活着的状态。

赵淑敏教授: 我和哈金教授在纽约碰过面，那时夏志清教授还在……我今天的问题也在你的主题这方面，我的学生也问过：是不是小众的文学一定是高贵的、好的，大众文学就是市场化、商业化，没有什么价值？尤其是一些教授级的评论家，在他们的文章中对大众文学有一种敌视的看法， 用词我觉得有时过分甚至不堪的情形， 我的问题就是： 文学是不是就属于小众？ 大众就不可以有文学？大众庶民所欣赏的文学， 就一点而价值都没有吗？我们写作的人都希望有自己的风格，能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 那些庶民也有希望受到文学的熏陶，他们喜欢的文学作品难道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吗？

哈金答：这个问题我刚才说的，如果说文学就是属于小众，那不真诚；我们都希望有更多的读者，但是有个问题，特别是移民，从别的语言来的作家， 你得接受自己不是主流， 写好一本书，能不能出版，有没有人喜欢，你不清楚，也很正常， 但我读书时我老师的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 他说只要你书写的好，不管是谁，总会有人给你出的，但首先你得把书写好。出版界也流传着一本好书稿，会放出一种波-一种神秘的东西传给出版人。读者，大众小众，我们没法掌握，小众都是好作品的，肯定不对，托尔斯泰，绝对大众，大家都喜欢。 另一方面，也不是你的书卖得好，作品就一定好。你看美国的有些畅销书，那根本没什么意义。最理想的就是杜甫那个状态：得失寸心知。 但那种境界是很难达到的。  卡夫卡，也是，没人理的，很艰难的，但那也是一个过程。

李秀臻会长整理大家的提问：写小说和诗， 专业训练有多么重要？写长篇小说最困难的地方是什么？结构、叙述方式还是其它？中国诗与英文诗的区别是什么？

哈金答：我们往往觉得英文诗很随便，其实很讲究。跟汉诗不一样，完全是另一套， 特别讲究一点：要有音乐感，一定要口语化。一个基本的规则是：你平时不用的语言不用的字不要用！强调Physical Impact， 一种语言的撞击力。汉诗讲究的是文学的传统， 与口语有一定的距离。

专业训练尤其对写长篇还是很重要的， 我的学生，好几个，也有华人，来的时候短篇都写不好， 现在长篇也出书了。 我就是扶着他们，让他们知道怎么做第一本，第二本他们自己便也会了。写长篇最难的不是结构， 那些都好办， 但是你一定要有耐心，这是最重要的。这就是福楼拜说的“Talent is a long patience”（天才是一个长长的耐心）。在你觉得根本不可能的情况下，继续专心地做， 所谓有才华的人，是坚持下去的人。写作是很痛苦的，并不是好职业，关键是时间和精力。结构啊语言啊，都是可以学习的。

耶鲁大学苏玮：我和哈金是老朋友，连家人都互相认识熟悉。作为个人的朋友，我曾经用一个词形容哈金， 那就是：干净。 哈金的为人和为文都是最干净的。他是我们文学圈子里的赤子， 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他对文学的追求和对文学的思考是非常干净的， 完全没有对名利世俗的考虑， 所以我说遇见他我碰到一个非常干净的灵魂和一种非常干净的写作态度。 我可以感受到他受契诃夫的影响很深，我们耶鲁英文系有种说法，说哈金是当今的海明威， 说他的英文是当今的海明威式的英文。我个人觉得哈金的写作是海明威与 契诃夫结合， 但我读了他的《南京安魂曲》之后，感觉到他已经完全跳离了契诃夫和海明威的影响， 他的视野开阔，对文学的思考很深刻， 他是一个crystal （水晶）般干净的人。

哈金：苏玮， 你过奖了。我早期确实受契诃夫的影响，这也与生活有关系。我现在如果要教短篇小说， 我肯定会读很多契诃夫，如果你要讲学到世界各地，讲契诃夫肯定没有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他， 他是个very rounded， 不论感情、技巧所有都融为一体， 我以前是教短篇小说和诗歌的，所以我读了很多契诃夫，在波士顿大学我现在是教长篇的 ， 所以我写了好些长篇， ，这与我教书有关系，是另一种语境和感觉。

李秀臻会长：有人问现在网路作品每天成千上万，总能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东西阅读， 往往是快速的浏览，一个严肃的作家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吸引读者花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来阅读？

哈金：现在的快餐文化和信息量都是特别多， 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写作当作一种艺术来做， 句子写的好，写的与众不同，就是要下功夫！句子、段落和通篇都写得非常好， 这个不是在网上就能轻易做到的， 需要在纸上慢慢的做，还是福楼拜说的那句话：天才是一个长长的耐心， 一定要坚持。福楼拜和康纳德是两个常常出现在我脑中的榜样形象……

李秀臻会长: 如何看待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如何看待中西国家文学环境的异同？作为海外华文的写作者，如何扬长避短更好的发挥自己？

哈金答：海外环境不一样，生存的状态不一样，最起码必须与写作结合起来，但我也说了写作并不是最好的职业。为了生活，更幸福更有意思，也许做其他的也会幸福或者更有意义。与大陆和台湾不一样，大陆有个组织性的东西，你要进入那个系统，至少过去是那样，也许现在的年轻一代不在乎了，但你还是在那个环境中，你生活上比较有着落，大家可以互相帮助相互支持， 但在海外，特别是男作家，你就是你自己，女作家还好一点，可以抱团相互帮忙。这就是为什么我写小说从来不给人看，我就是自己， 条件就是这样的。

（海外华文写作者）还是用第一语言写好，否则劳动量太大。打个比方，你用第一语言写，就像盖个房子，别人做好了砖和瓦，你拿来用就行了，如果你硬要用英语写， 你得自己做砖做瓦，那是巨大的劳动量。但有些我知道的华裔作家， 他们觉得英语是他的第一语言，那行，那你就把汉语彻底放弃了， 那可以。 现在海外的华裔作家，下一代中有很不错的，英文写的非常漂亮，你看纽约客上的写手还有编辑，好多都是实际上大陆出来的，好几个，英语都非常好，在美国读的本科。慢慢来说，我觉得前途还是很好的，但是汉语就难了，因为下一代的人都用英语写作，汉语对他们难了。用汉语写作，在大陆港台和海外，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也是很难的，所以我有时想写短篇和诗是可能更有意义，写长篇劳动量太大了。

李秀臻会长：对美国华裔英文小说整体的判断？这个队伍是否在缩小？是否存在西化严重的问题？

哈金：西化是肯定的，缩小，没有，正在壮大。越来越大，有点太大了。西化是没有办法的，用的是英语，必须在英语文学世界文学里找传统，而且这些人大多不懂汉语，这是没法避免的。还有一点，好的文学他有普世意识，也就是说你属于哪一种传统，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能否让大家伙都能找到回音？对于不同传统有意识的回音，是很重要的。

李秀臻会长：很多文友想知道你用英文创作与用中文创作的不同？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区别？你有何建议，对于华文非母语的作家如何提高？如何建立自己的语言风格？

哈金：用第一语言写作，否则就是前面讲的盖房子的比喻， 劳动量太大。我特别强调用第一语言， 有些人虽说母语是汉语，但生活在海外久了，慢慢的英语成了第一语言，可以用英文来写，但要是你还是觉得汉语是第一语言，那还是尽量用汉语来写。一旦决定了语言，在那个语言当中，你对不同的文学就要有不同的感觉和回音。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对于英语不是自己的母语的人想用英语写出自己的风格，这个更难。 纳巴考夫做到了这点，他笔下的人物往往都有口音， 而且语法不规整，还会把别的语言混进来，这种“变态”的英语反而成了他的风格。我们华人有时会觉得用英语写作需要很标准，其实有时越标准越不好，因为你跟别人没有区别了。  

王会长：对你的《等待》的译本很是失望，为何你不翻译自己的作品？

哈金：《等待》的译者是初次翻译，以前没有翻过任何东西，但由于时间的限制，能做到这个份上，也属不易。  我自己的作品，一般短篇我自己翻， 《好兵》《落地》，有时是和太太一起翻的。短篇有时语气什么的不一样，出力不讨好，对译者来说太累了。比自己写还累，还有是操作的问题，短篇很多杂志要出版，自己翻译的话，给他就行了，但要是有译者在中间， 每次来来去去的很麻烦。这就是为什么短篇一般都是我自己翻译， 但很多书我不能自己翻译，因为太忙了，我还得教书，我还要写作，想把整个一个长篇翻译出来，只能朋友帮着做。  跟我自己写不一样，我写可长可短，有自己的节奏，但翻译不一样，总有个期限。

王会长：你用英文写作，使用英文思维吗？有什么特别的英文思维？

哈金：基本上都是英文思维，因为有个语感的问题，但有人说到比如某个汉语成语， 那就要用汉语来想了，但还是要用英文在上下文之间链接的天衣无缝般，总体上说，是用英文思维。

王会长：唐小兵问：如何看待192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的大众化？如今看来，恰恰是站在左翼文学对立面的沈从文和张爱玲等人的作品， 拥有更广泛的读者和更持久的生命力。

哈金：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也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现在大陆也往那个方向走，那不是大道，那是把作家当成了社会和历史的宣传员，二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就是要成为革命的一部分，记得那会儿的潘汉年（中共特务）对一位女作家说：作家要出名，出名靠组织。他们这思路不一样。张爱玲当然不是那样的作家，她完全在另一个空间，她有自己的另一个传统，自己的意识。 不能成为历史的宣传员，最多成为历史的书记员，像方方最近做的。但有时东西销毁了，记录都不可能，艺术家要补白。

王会长：请问哈金先生如何做到从中文作家到英文作家的华丽转身的？当初张爱玲、林语堂都没能做到。

哈金答：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生存的问题，我所有的学位都是英文，没有办法的，要是有苏玮那种工作，可以用汉语，我就一直做下去了。真的，这是实话。我也试图找教汉语的工作，但没有那个学位，人家也不要。  还有，大家都觉得英语要好，其实这个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英语的感觉。张爱玲那样的，英语了不得，十八岁就给时报杂志写影评，不到三十岁就来美国了，在香港时就用英语不用汉语了，但她走了点弯路。她跟赛珍珠走的路不一样，赛珍珠把汉语中好的表达拿过来了，像百日咳，就是Hundreds day cough,直译，一看就懂，火车直译成Fire Wagon。  张爱玲不一样，她把汉语的拼音直接搬过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拼音出来，谁人懂？没法读。她早期的英文作品都有这个问题。她（英文）第一部作品《秧歌》非常成功，有二十多种语言的版本，后来她意识到那个（语言）问题，到了第三部作品，试图改变，但有点晚了。就是一个坎没过去。其实很多作家都会遇到，也不是谁与你作对，阴错阳差，那个坎把你挡住了，所以，一定要耐心，一定要继续做，找出办法来。

王会长：、魔幻科幻作品算大众吗？怎样看小小说的兴起？

哈金：魔幻科幻也不一定就大众，有些科幻小说赛事， 参赛人都不足，而一些写科幻和魔幻的作家，他们看什么书？他们在看纯文学的书。

小小说也可能是方向，写得好也不容易，但是厚度也是一种美。是，短小的东西很好，但一个作家，你需要想想靠什么立身？

两个小时的论坛浑然不觉时间划过，夜深了，云端上却依然谈兴正浓……

有人说文学的大众性还是小众性，是个伪命题，因为通常问这样问题的人，是由不太懂文学，也不明白文学作品受众的差异才提出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去想这个问题：文学作品在什么样的情况能获得读者的认可和共鸣？又是在什么样状态之下，文学作品会失去读者？思考这样的问题，也许会帮助到作家们的创作。

其实，哈金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论坛上也都提到了，文学作品要获得更多的读者，有几个因素：题材和内容的普遍性，所谓的普世价值，文风朴实，书写真诚，情感可信，像白居易和托尔斯泰那样，不一味追求技巧、难度，而是付出真心、耐心，给作品增添温度。

作为作者的我们，给自己一个严肃的创作态度，用我们运用得最得心应手的第一语言，用最大的Patience，让自己和作品都能够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山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学之路，至于大众还是小众，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全文完

2021年1月10日

草稿于新泽西山湖镇落日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