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周小文 转载自：《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版2005年3月 查看次数：411 更新时间：2005-4-28 编辑：zhaofa ］ 摘要：本文从后殖民主义批评的视角，阐释小说《玉牡丹》所表现的加拿大华裔身份认同的问题，指出作者通过重写华裔历史、再现华裔生存状况以及书写中国传统文化，质疑种族主义和文化霸权，消解中西文化二元对立，完成加拿大华裔身份诉求，表达对价值和人性的思考和关怀。 关键词：后殖民 加拿大华裔 身份 种族主义 解构 二元对立 Seeking Identity —— On The Jade Peony Abstract: By approaching the issue of identity in The Jade Peony in a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by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in Canada, depicting the life of Chinese Canadians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author questions racism and cultural hegemony, deconstructs the binary opposit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and accomplishes identity claim. He also conveys his concern about human nature in the pursuit of identity. Key words: postcolonial, Chinese-Canadian, identity, racism, deconstruction, binary oppositions 身份总是移民作家最关注的问题。尤其是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移民，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和种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身份危机感：我是谁？如何界定自我？如何对待自己的族裔性和他者性（otherness）？而作为独特群体的少数族裔作家，他们对文化具有更敏锐的感受力，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及其整个族裔在主流社会和文化中的边缘地位和他者地位。因此在作品中，他们总是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双重文化视角，关注自己族裔在两种文化中的生存状态及由此产生的对身份的迷惘和思考。加拿大华裔作家蔡韦森（Wayson Choy）的《玉牡丹》所代表的就是这样一次探索。小说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温哥华唐人街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华裔移民家庭三个孩子亮、忠心、和朗的成长经历。小说由三个中篇故事组成，亮、忠心、和朗分别是这三个故事的叙述者，他们从孩子的视角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发生在唐人街的故事，展示了自己索求身份的困惑和历程。 一 “如果不对加拿大华裔作为一个群体生存下来的历史进行研究，把加拿大华裔文学作为少数族裔话语来研究就没有根据。”（Lien Chao，1997；5）在过去百年，由于种族歧视1，加拿大华人游离于主流社会边缘，表现出群体的沉默。早年的华工因语言和教育等因素制约，无法用中文、更无法用英文记录下自己的历史和遭遇。而白人所写的历史中很少提及早期华工为建国立国所做的贡献，尤其是修建太平洋铁路这段悲壮的历史。更有甚者，当时的铁路建筑公司在发布事故伤亡人数时，根本不把华工计算在内。他们的存在具有意义，但他们的名字和身份却毫无意义。他们在现实世界的历史和文化中从未被关注过（萨义德，2003：86）。华工在历史上“失语”了，成了萨义德所说的“没有历史的人”。 然而，没有华裔的过去，就没有他们的现在。对历史的重新把握，是恢复被破坏了的自我的过程（艾勒克，1995：221）。华裔作家通过回忆华人在加拿大的历史，寻找和确认自我在现实和精神上的归属，使华裔这一身份具有历史的根基和现实的依托。对于在历史上“失语”的华工乃至所有华裔而言，“讲述历史就意味着一种掌握和控制——把握过去，把握对自己的界定”。有了历史的叙述，就成为掌握历史话语的主体。因此，重写历史是华裔身份认同的出发点。 在《玉牡丹》的第一个故事中，作者安排了华工老王这一人物。和许多其他的华工一样，老王怀着去“金山”发财的梦想，17岁就来到加拿大参加铁路建设。然而他面临的却是白人的歧视和恶劣的生存条件。通过老王的回忆和叙述，作者再现华工修建太平洋铁路的悲壮历史，控诉种族主义对华工的迫害。老王虽是一名普通华工，却是铁路建筑公司老板约翰逊的救命恩人。西方的“宏大叙述”总把华人丑化成赌徒、恶棍，从而宣扬白人至上论。作者通过老王英雄形象的塑造，质疑白人种族主义的优越论，打破主流文化对华裔的偏见和陈旧印象（stereotype），使华裔拥有人的尊严和可敬身份。 二 祖辈的历史在回忆中得以重现，华裔的身份认同有了历史的根基。然而，有了根基并不等于就此确立了主流地位和身份。华裔面临的更直接的困境莫过于在中西两种文化中该何去何从。在西方文化霸权、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和话语的淫濡下，中国的文化传统似乎越来越遥远。尤其对于出生在加国的华裔而言，他们已不是真正的华人。而无论他们西化到何种程度，主流社会仍将他们视为“他者”。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他们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并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困惑。因此，在更广泛的含义上，他们“在强势弱势文化之间进行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振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陶家俊，2004：38）。这种“振荡”和“磨难”在华裔不同辈分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 所谓“中华性”（Chineseness）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或是与身俱来的。“中华”和“华人”的含义对于不同区域、不同阶层、不同年龄层的人来说是不同的。故事中的祖母是中华民族传统坚定的守卫者，并依靠她在家中的长辈地位，专制而固执地推行中华式的观念和做法。父亲与中国仍有紧密的联系，他关心中国的战争，为中国的抗战积极筹款；他更关切华人在加拿大的生存状况，他为《华人时报》撰写文章，为争取华人在加国的合法公民地位、改善华人的生存条件而努力着。故事中的三个主人公是出生在加国的新一代华裔。他们对中国没有直接的认识和记忆，他们讲的是英文，受的是西方教育，更倾向于接受西方的知识与文化。三代人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自然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背后正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对立和碰撞。 其中亮和婆婆之间的矛盾最为激烈。亮是家中唯一的女孩。而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婆婆头脑中根深蒂固。婆婆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女孩无用”。亮每次都想反驳，“这是加拿大，不是旧中国。”亮幼小的心灵敏感地觉察到弟弟比她受到更多的关怀。天真烂漫的亮喜欢跳舞、表演，幻想成为像秀兰·邓波儿那样的小童星。可婆婆不许她做这样的明星梦，因为在婆婆生活的那个中国，女孩没有地位，没有梦想，遭人歧视、打骂。而在另一个世界，女孩却可以吸引别人的目光，拥有关心和爱护，拥有掌声和荣耀。因此，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亮自然选择了代表自由、开放的后者。她幻想着属于这样的世界，“有人疼爱，而不受责备，一点一点都不无用”。 然而，即使穿上和秀兰·邓波儿一样的白纱裙，跳着和她一样优美的踢踏舞，亮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秀兰·邓波儿。“我看着镜子，想找到秀兰·邓波儿微笑时的酒窝和她那完美的白皮肤的面容。镜子里却赫然映着一张土黄色的圆脸，两只斜长的黑眼睛。我往下看。太大的裙子下面伸着两条细细的腿，配上两只瘦瘦的胳膊。我的胃冷冷地缩了起来。”亮当然无法明白秀兰·邓波儿不止是一尊偶像，一个明星，更是一种代表白人至上的符号，一种宣扬白人优越的话语。在强大的西方话语面前，少数族裔会不自觉地认同并内化种族主义及白人优越论的观点，以白人的审美眼光和价值体系来审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将自己异化为“他者”，从而贬低、否定自我。 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还集中表现在语言上。法农曾指出，使用一种语言意味着“接受了一种文化”（转引自艾勒克，1995：237）。和其他许多移民家庭一样，小说中的父亲要求下一代学习中文，以此来保持新一代华裔与故国文化传统的联系；而孩子们却不以为然。他们抱怨中文难学，“又拗口又杂乱”；而英语“直接顺口”，更重要的是，英语是“科学的”。 殖民主义者总是将两种文明的自然差异，如语言、肤色、地域等，人为地分为代表先进和落后的等级。这里，英文和中文已经不是纯粹的语言的差别，而代表着文明/落后，科学/愚昧的区别。在语言这一面具的背后隐藏着西方文明世界的价值和权力体系。近年来，一些英美学者指出，英语学科作为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核心学科是首先在殖民地扩张的历史进程中获得动力和合法性的。英语历来承担着“教育和驯化殖民对象的帝国使命”（宋明炜，2002：71－72）。而将殖民话语内化的少数族裔相信，只有掌握英语才能使他们进入这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并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产生自卑、甚至厌恶的情结。 正如法农所说，种族主义阻碍黑人的心理健康，使他们屈服于白人的话语而不自知（转引自朱刚，2001：286）。种族主义也同样使华裔异化自我，丧失主体性，无法建构完整的身份和人格。这是对人性的扭曲，使人不能发展为一个完整、独立、自由的人。 三 华裔渴望融入主流社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有身份的加拿大人。可问题是，面对主流社会的排他和异化，他们该如何建构自己的身份？该以怎样的形象融入主流社会，实现自己的本土化？显然，在西/东方二元对立的认知框架中，加拿大华裔永远无法摆脱自己的他者地位而成为主体。西方长期以来就是在东方的“他者”身份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主体身份，并通过权力话语，将东方作为一个“他者”来进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对照和控制（萨义德，2003）。因此，以为否定、忘却自己的族裔性，完全认同西方文化，全盘接受强势话语，就可以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员，这只是华裔的一厢情愿。其本质是将殖民主义话语完全内化。这样的做法不但无法得到主流社会的承认和肯定，反而被看作是“仆人对主人的模仿”，是东方人用自身验证了东方主义话语的正确性。只有跳出西方既定的西方/东方、主体/他者、文明/愚昧的二元对立框架，直面自己的族裔性和文化传统，才能建构自信、明确的加拿大华裔身份。 不管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仍有深深的依恋。三个孩子喜欢听婆婆讲旧中国的故事和充满鬼怪的传奇神话。亮第一次见到老王时，把他当成了《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孙悟空历经磨难，终于取得真经。这正象征着老一辈华裔在加拿大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坚忍不拔，勇敢奋斗的英雄形象和大无畏的民族精神。忠心帮一个华侨照看一只老龟，他相信“它（老龟）的祖先是中国的那只巨龟，那只背上驮着龙、凤和整个世界的巨龟”（p.76）。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仍是他们精神上的归属。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已经沉淀为集体无意识，不能被轻易抹去或忘却。不管华裔是否愿意，中国传统文化和华裔这一族裔性已经在其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婆婆去世后，全家人与中国最紧密的纽带断了。他们似乎可以就此抛开旧传统，轻松地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但是怪事出现了：最小的孙子老是看见婆婆的身影在家里转悠。他固执地认为婆婆没有死，还陪着他、陪着这个家。家里其他人急于“变得现代化，扔掉老一套”，当然不愿相信鬼神之说。最终父亲还是决定用中国传统的拜神仪式祭拜婆婆。拜神之后，婆婆的灵魂再没出现，家里呈现出一片祥和的气氛。 显然，婆婆的灵魂代表了华裔在文化上与中华民族的紧密纽带。作者通过拜神这一仪式，表达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看法：即使现代人已经忘却或努力忘却，传统文化已经沉淀在他们的血液里，扎根于他们的意识深处，就像婆婆的灵魂，挥散不去。 四 虽然作者在小说中大力书写中国传统文化，其目的并不是颠倒弱势与强势的关系，建立另一个二元对立。正是这种具有破坏性的二元对立的逻辑导致主体与他者、白人与非白人的对立。作者的目的恰恰在于消解这种对立和冲突，呼唤人性的回归。作者说过，双重文化身份既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笔财富。“对像我们这样挣扎在两种文化之间人来说，我们其实是在享受一场盛宴，我们可以从各种文化的精华中吸取营养。我们必须选择，是成为一座连接两种文化的桥梁，还是一座隔离的墙。”2 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解困能力，而西方的现代性也并非无须反思。稍加注意小说的二战背景，即会对西方民主、文明及现代性心存疑问。文化本来就没有强弱、优劣之分，压制一种文化而宣扬另一种文化只会导致文化霸权。在文化多元并存的今天，作为一个文化自觉的人，华裔既可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又可从现代西方文明中吸取养分，从一个没有归属的他者变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在对身份的探索过程中，作者跳出了狭隘的种族范畴，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自己的族裔性和中西文化，表达了对价值和人性的思考和关怀。在第三个故事中，主人公朗走出唐人街，带领读者进入一个有着不同种族和文化的广阔世界。朗遇到了善良公正的英语老师柯南道尔小姐以及来自各个不同种族背景的移民家庭的孩子。其中华裔女子梅和日裔青年之间的爱情悲剧更是催人泪下，发人深省：什么是种族？它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它似乎已经成为阻挡文化融合的一种人为的障碍，它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建设性。 其实，不同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性使人类能够走向理解和融合。对真善美的追求使人类的心灵相通。或许天下大同还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作者无疑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在加拿大这片国度上求同存异，和平共处。 在加拿大华裔沉默了百年之久以后，华裔作家开始用英语进行创作，书写自我，打破沉默，“担负起重写华裔历史、重塑华人形象、展现加拿大华裔身份的历史使命。”（Lien Chao, 1997）但正如《玉牡丹》所表现的那样，履行这一使命的华裔作家并不像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黑人作家那样具有暴力性，而是在温文尔雅中消解着西/东二元对立，这也体现了中华传统的中庸之道。 参考文献： [1] Davis, Rocio G. Transcultural Reinventions: Asian American and Asian Canadian Short-story Cycles. Toronto: TSAR Publications, 2001. [2] Li, Peter S. The Chinese in Canada. Toronto: Oxford UP, 1988. [3] Lien, Chao. Beyond Silence: Chinese Cana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Toronto: TSAR Publications, 1997. [4] Wayson, Choy. The Jade Peony. Vancouver/Toronto: Douglas & McIntyre, 1995. [5]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6] 程爱民．美国华裔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8]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9] 宋明炜．后殖民理论：谁是“他者”？中国比较文学，2002（4） [10]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2）． [11]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12] 朱徽．加拿大华裔英语文学的发展与现状——赵廉博士访谈录．中国比较文学，2001（2）． [13]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注释： 1 如1923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要求在加全体华人，甚至包括在加出生的华裔，一律要到移民局登记。 2 http://www.randomhouse.ca/readmag/volume5issue1/articles/whatmatter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