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 南林
马来西亚联邦(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建立于1963年，簡稱馬來西亞或大馬，是东南亚海岛國家之一。马来西亚联邦被南中国海分为两个部分：位于马来半岛(Malay Peninsula)的西马来西亚，北接泰国，南部隔着柔佛海峡，以新柔長堤和第二通道连接新加坡；东马来西亚，位于婆罗洲岛的北部，南部接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汶萊国則夹于沙巴州(Sabah)和沙捞越州(Sarawak)之間。
马来半岛的考古学研究(包括文物古迹的保护)属国家博物馆部(Museums Department)管辖，而东马来西亚各州却有自己的管理条例和研究项目。 马来半岛考古研究简史可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工作主要是由古董商和殖民地行政官员进行的。厄尔(G.W. Earl)是第一个报道马来亚半岛文物的人。1886年，他调查了一个贝丘遗址。大约就在同时，科洛内尔(Colonel James Luo)展出了南吉打(South Kedah)布扬(Bujang)河谷发现的文物。对洞穴遗址的探索最初是由里奥纳德(Leonard Wray)进行的。他是马来亚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此外，当时由黑尔(A. Hale)和斯旺(R.M. W. Swan) 偶然发现的一些文物也已发表。
第二个阶段是从埃文斯(I.H.N.Evans)被聘为马来亚联邦博物馆(Federated Malay States Museums)的人种史学者开始的, 即本世纪初年到1957年。这一阶段的标志是考古研究的发展和系统发掘技术的引进。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新加坡拉菲尔斯博物馆(Raffles Museum) 的研究人员便参与了马来半岛的考古发掘。科林斯(H.D.Collings)以西海岸为主，特威迪(M.W.F. Tweedie)以东海岸为主。 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是寻找人类迁徙在马来半岛留下的证据。这是海涅 . 革尔登(Heine-Geldern) 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卡伦菲尔(Callenfels)的大力支持。他的论 “美拉尼西亚” 文明的文章和巴克洞穴(Gua Baik)的发掘报告，都是出自同样的思维。这种观点对后来的研究者尤其是席维京(Sieveking)和特威迪影响很大。在此期间，对典型遗址的发掘主要是由威尔斯(Dr and Mrs Quaritch-Wales)在布扬河谷进行的。
很明显，在这个时期中，对出土物的解释受传统理论的影响很大，认为东南亚是一个文化的背水区域(backwater)，在这地区发现的早期的各种石器，陶器，和金属器物均是来自其它地方，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然而，这个阶段发现了相当多的遗址，如哥打坦潘(Kota Tampan)，武吉朱平(Bukit Chuping)，查洞(Gua Cha)等，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个阶段发生在马来西亚独立以后。这一时期无论各个方面都对整个国家的考古学发展影响很大。研究人员更注重发掘的质量，而不是某一时期内开挖的遗址的数量。记录和写报告的标准是提供遗址文化序列发展的详细资料。研究的性质从邓恩(F.L. Dunn)在彭亨(Pahang)克奇尔洞穴(Gua Kechil)的发掘便可看出。
这一时期的一个主要课题是关于怎样认识东南亚早期农业的产生和动物驯化的问题。对此，邓恩和皮科可(B.A,V. Peacock)根据克奇尔洞穴和哥打通卡(Kota Tongkat)的材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马来西亚独立以后，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和吉隆坡(Kuala Lumpur)的历史系，扮演着指导和促进考古研究的积极作用。1964年，马来亚大学考古学会成立。民族考古学研究第一次把焦点放在这个国家的史前森林资源的利用和森林产品的贸易上。对於这个新独立的国家来说，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人类起源和文化史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拉姆(A. Lamb) 在布扬河谷的多次发掘和对印度佛教遗址(Hindu-Buddhist Site)的复原，以及在其它地区的发掘，出土了许多新的文物。为解释威尔斯早期发现的布扬河谷居民的起源，断代，及其与马六甲海峡的室利佛逝(Srivijaya)，印度，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关系提供了新的依据。
前三个阶段，考古研究都是掌握在外国考古学者的手中，进入第四个阶段以后，考古研究才彻底成为马来西亚自己的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博物馆部的成员积极地从事考古研究。1969年国立考古调查研究所(National Archaeological Survey and Research Unit)成立，加强了在马来半岛的调查工作。特别是对布扬河谷区域的五十多个遗址进行了调查。该所的任务是对过去发现和发掘的遗址进行普查，制定长期考古发掘研究规划。然而，由于缺乏人员，工作并未完成。
马来西亚的地方大学，间歇地开设了考古学课程。由于与东南亚史前史有关的新的证据不断出现，有必要对马来半岛的遗址进行科学的发掘。博物馆部通过国立考古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on Archaeology) 寻求与田野工作有关的考古学者和专家的帮助。
过去，马来西亚的考古学重点是历史研究，而不是人类学研究。注重于已知文化的起源和相互关系。第四个阶段的研究则转向研究遗址的文化进程和变化。本地和区域的文化序列，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发展的影响程度等。
马来西亚的考古创始于一世纪以前。然而，许多理论问题迄今仍未搞清楚。比如文化序列的性质，旧石器遗址的年代，以及和平文化与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序列问题等。
关于东马来西亚的考古学研究，沙捞越博物馆(Sarawak Museum) 建立于1891年，是1964年以前婆罗州唯一的博物馆。在沙捞越的系统发掘始于1948年，在此之前实际上没有什么考古可言。博物馆的成员负责进行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发掘了七十多个遗址。
苏恒翰(Wilhelm Solheim II) 把沙捞越的考古划分成三个时期：即先哈里森(Pre-Harrison)，哈里森(Harrison)，后哈里森(Post-Harrison)。先哈里森时期曾有一些偶然的发现，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达尔文(Darwin)，华莱士(Wallace)和赫胥律(Huxley)倡议，为寻找所谓从猿到人之间“缺环”(missing link)，对沙捞越的洞穴进行了探索，曾引起短暂的世界关注。
哈里森时期始于1946年或1947年，是随着在三图崩(Santubong)的初步工作的开展而开始的。1950年，哈里森和特威迪探索了班洞穴群(Ban Caves)。哈里森的田野工作一直延续到1966年。1967年他从政府民族学者，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更积极地在西马来西亚，沙巴(Sabah)和文莱(Brunei)从事考古活动。
博物馆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哈里森引见的外国专家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动物学家麦德威(Lord Medway)，他长期致力于研究尼阿(Niah)和其它沙捞越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遗存的研究。1970年，哈里森完成了沙捞越和婆罗州史前史概论的写作。1972年，他又概述了“石器时代”。他和斯坦利. 奥康纳(Stanley O’Connor) 的研究，为沙捞越古代史及三图崩冶铁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当哈里森在沙捞越开始做考古工作时，婆罗州的史前史几乎是空白。他工作的结果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从40，000年以前到现在的碳14年代序列。
哈里森聘用了许多有才干的科研人员在博物馆工作。不幸的是这些人员过去没有参加或受过正规的考古发掘，出土物分析，报告写作的训练。象文莱和沙巴一样，沙劳越只有一个经过部分训练的考古学者，但他有参与完整的考古发掘的经历。沙捞越的考古发掘多是属於抢救性的。
有关出版物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朱丽娜(Zuraina Majeed-Lowe)的有关尼阿洞穴的博士论文。她执教于马来西亚大学(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人类学系，已很少直接参与考古发掘。另外，卢卡斯.清(Kucas Chin) 最近发表的一本有关沙捞越文化遗产的专著，也配有许多考古遗址出土物的精美图片。马来西亚主要的考古刊物有<<马来西亚考古杂志>>(Jurnal Arkeologi Malaysia)，和<<马来西亚博物馆杂志>>(Malaysia Museums Journal)。定期刊登马来西亚考古学者的研究文章和发掘报告。
沙巴的考古研究工作做的很少。第一个阶段只是有一些偶然的发现。第二个阶段就是汤姆和巴巴拉. 哈里森(Tom and Barbara Harrison) 时期(从1952-1968年)。主要工作是进行了几次短期的田野调查和小规模的发掘。哈里森夫妇出版了一本书<<沙巴史前史>>(The Prehistory of Sabah) 。第三个阶段是当地考古研究的发展。戴维.马克里迪(David W. McCredie) 是哥打基纳巴卢(Kota Kinabalu)沙巴博物馆的馆长。他积极支持考古研究工作。该博物馆建于1965年，是国家自然，文化，历史文物的收藏所。致力于收集，整理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当地人制作或使用过的艺术品，文物等。
外国考古学者与博物馆进行合作研究和田野工作没有任何限制，只需根据当地的古董珍品收藏法办理有关手续。实际上，为了进一步发展哈里森夫妇早期的研究，系统的考古调查早已经开始。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彼得. 贝尔伍德教授(Prof.Peter Bellwood)的指导下，在东海岸开始做田野工作，发掘了洞穴和露天遗址。晚期的遗址文化层的中部和底层时代为3000至2000年前，与印度尼西亚东部和菲律宾南部的遗址有一定的关系。而可能是晚更新世-早全新世时期的文化层和遗址则出土了石片和石器。很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组合，并且与澳大利亚的石器相似。发掘报告已在沙巴博物馆馆刊上发表。
马来西亚的考古学者卡玛鲁扎曼(Kamaruzaman)和佐基夫里(Zulkifli)也在彭亨(Pahang)发掘了一个新的遗址，该遗址称为安吉洞穴(Gua Angin), 又称空气洞穴(Air Cave)。靠近过去发掘的哥打通卡(Kota Tongkat)和哥打巴莱(Kota Balai)遗址。此外，马来西亚的考古学者还先后对以下考古遗址进行了田野调查或发掘：迪克逊港(Port Dickson)的荷兰沉船纳绍遗址(Dutch ship Nassau); 霹雳(Perak)的克銮旁岛(Kelunpang)的史前晚期遗址；雪兰莪(Selangor)的贝南(Bernam)石板墓(slab grave)遗址；吉打(Kedah)的马斯河(Sungai Mas)的原史时期(proto-historic)遗址；东沙巴(East Sabah)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彭亨的古农森育(Gunong Senyum)和平文化(Hoabinhian)/新石器遗址；以及柔佛(Johore)的朱尔拉玛(Johor Lama)遗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