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吉尼亚
Alexandra
除了我左脸颊上有一颗痣，一个胖乎乎的棕色东西之外，我是在维吉尼亚州出生的最珍贵、最可爱、最完美的宝宝。如果我妈妈给你发了一封附有我照片的电子邮件，你可能会忍不住用指甲刮一下电脑屏幕。这是一颗家族痣。爸爸的左脸颊上有一个，爸爸的大姐的左脸颊上也有一个，爸爸的爸爸的左脸颊上也有一个。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我从未见过他，但他也有那颗左脸颊痣，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在他死于心血管疾病之前，那颗痣长到了一个转基因蓝莓的大小，毛发像水仙花一样从中冒出来。
“那是一颗肥沃的痣，”妈妈的妈妈告诉我，“但那是我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第一次见到你妈妈坚持要嫁的那个人时，我的眼睛就离不开他脸上的那颗痣。那就像是第三只眼。但你爸爸的痣比起他爸爸的痣简直不算什么。你爷爷的痣像是有人用圆珠笔在他脸上画了一个次级阴囊，然后将其渲染成三维的。”
我们并排站在镜子前。那是四年级暑假，本来我应该和我最好的朋友杰西卡·戴维森一起在亚历山大参加陶艺夏令营，或者在我生命中的挚爱特拉维斯·杰森·刘易斯一起参加男女混合休闲游泳联赛，但我却在北京的这个破烂、尘土飞扬的地方忍受着外婆的唠叨。
“我不敢相信像你这样的小女孩会同时有三个男朋友，”外婆看着写有我灵魂伴侣的全名的日记本封面说。外婆非常老，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很愚蠢。
“特拉维斯·杰森·刘易斯是我的唯一，我的另一半，”我说，尽管特拉维斯当时并不完全清楚他在我小小的心中占据的空间。
“特拉维斯和杰森和刘易斯难道看不见你脸上的痣吗？”外婆问道，仿佛一整家律师事务所的三个人正在逐个检查我的瑕疵。“等你长大了可以把它做手术切除。到时候，我美丽的孙女就会在每一个方面都真正完美无瑕。”
所有的注意力让我脸上的痣开始刺痒。我用拇指按住它，但外婆把我的手从脸上拍开。
“碰它只会让它长得更快，”她说，“你是想看起来像你爸爸那样脏兮兮的乡下人，还是想看起来像你外婆，那个在上海长大，吃着精致糕点，为我们光辉领袖唱歌的人？我现在依然有美丽的歌喉。你能想象如果你和外婆一起长大会是什么样子吗？我可以教你唱歌。想想你可怜的外婆，为了她远在美国的孙女，她爱你，珍惜你胜过世界上任何东西，她要多么担心啊。想想你可怜的外婆，她最珍贵的宝贝要在美国长大，一个充满枪支、毒品和黑人的国家，一个完全没有道德原则和营养蔬菜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包容各种不同人的国家、富裕而充满机会的国家，”我爸爸说，他终于听够了外婆的胡说八道，停止了嗑瓜子的动作，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我爸说得完全对。每年我爸妈拖着我离开美国去中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堆维生素、手提包、润肤露和电子产品去送给我外婆，而她总是表现得比其他人都高人一等，即使她不会做饭，闻起来像个屁，而且把每个拆开的产品包装都整齐地折好放在床底下。如果没有我爸爸在一所大有捐赠资产的著名大学教化学的工作，她怎么能得到这些好东西？
如果他没有在美国读研究生，他怎么可能得到这份工作？
如果他没有成功逃离中国那个世界的地狱，他的父母曾在饥荒时吃树皮，后来几乎被自己的邻居折磨至死，他又怎么能去美国读研究生呢？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都是杰出的知识分子，我爸爸的整个家族，即使有痣，也比我外婆聪明和成就高亿万倍。我外婆在那个时候没有惹上麻烦，因为她是把邻居们都举报的人。
“我不想再听你说任何关于我们家族痣的事了。”爸爸说。
外婆立刻离开了房间，可能因为家族痣的概念让她想呕吐。爸爸站在镜子旁边。
“那颗痣意味着你是我们家的一员，”爸爸说，“这就是为什么你是任何人都无法拥有的最完美、最美好、最聪明的女儿。那颗痣意味着你很聪明。它意味着你属于我们家，属于那些关心正义、法国布里奶酪和原子物理的人。还有很多东西，比如文化和真理，比起你愚蠢的外婆所相信的愚蠢的美学标准和倒退观念，更重要得多。”
我站在爸爸这一边。我们都有痣。我们都庆祝独立日。我们读书。我们不仅热爱知识，也热爱智慧，不像外婆，她坚信中国是人类的起源地，而不是非洲，科学家只要挖得足够深就能找到有关的骨头。爸爸和外婆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爱我，而且我们都爱我妈妈，她是个善良、仁慈、完全无害的人。每次我们去北京看望外公外婆，妈妈每天都在买菜、整理他们的公寓、拿药，然后每晚和外公一起默默地坐在电视前四个小时。外公几乎完全失聪，从来不戴助听器，因为它们“不舒服”，但我们都知道，让外婆一直在他耳边唠叨要更不舒服。如果有人说了什么特别有趣的话，比如“我们晚饭吃面条吧，”他就会听见。
而晚饭是每天在北京唯一的好时光。外公外婆会买我想吃的任何食物。他们用烤鸭、饺子、大如牛眼的芒果和荔枝、用竹叶包裹的粽子以及夹着蛋和韭菜的煎饼来款待我。有一天，我早、中、晚三餐都吃了猪肉包子。客厅里有一个饼干罐，里面装满了红豆糕和绿豆糕。食物很好，妈妈和外公也很好，所以我忍受了外婆，尽管她经常提醒我所有的坏基因——那颗痣、在太阳下变黑的皮肤——都来自我爸爸，如果我妈妈选择了那些排着长队等在她们家门外的任何一个男人，而不是去美国，那么我可能会有像月亮一样白皙的皮肤，我可能会知道如何读外婆唱的歌的歌词，我可能不会在外婆每次叫我拿着她唱的歌的乐谱时都翻白眼。
事实上，我讨厌她那愚蠢、谄媚的声音，以及她多么需要别人公开恭维她的样子。她让我恶心。我讨厌她的味道。讨厌她公寓里的一切不是布满灰尘就是粘呼呼的。有一天晚上，我走进厨房喝水，看见她的假牙浸泡在一个杯子里。
“我恶心地要吐了，”我在日记里写道，想到她咀嚼时，那长而多毛的上唇会像鳗鱼一样抖动。“我讨厌她的一切！！！我讨厌来中国！为什么我的外婆不能像杰西卡·戴维森的外婆一样，住在阿拉巴马，每个月只寄钱和巧克力饼干？”
我第一次对我爸表达这些想法，希望他能理解，因为外婆对我们两个都特别刻薄。但爸爸根本没把我当回事。
“我的宝贝女儿怎么能说这么恶毒的话？”他说，“外婆可能很烦人，但那是因为你太不一样了，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她对你的爱。”
“我讨厌她。”
“‘讨厌’这个词很重，亲爱的宝贝。”
“她讨厌我，也讨厌你！”
“不，她没有讨厌我们。我们只是和她不一样。你还是要爱她，因为你妈妈爱她，而你爱你的妈妈，所以你也要爱你妈妈的妈妈。”
我觉得这很荒谬。事实证明，在北京的时候，我的日记是我唯一的安慰，由于Gmail被封了，我连给朋友发邮件都不能。我的日记是唯一真正属于我的东西，这使得当我发现外婆坐在沙发上翻看每一页时，情况变得更加万分地糟糕。
我一下子把日记夺了回来。
“这是个人的隐私，你这个贱货，”我用英语说，因为我不知道“隐私”这个词的中文怎么说。
外婆笑了笑，又把日记抢了回去。“我们的孙女长大后会成为一个著名的美国作家，”她对正在看电视、无视她的外公说，“看看她用英语写的这些东西！”
她慢慢地翻看我填满的每一页：我画的一架飞机的粗劣图画，我和特拉维斯练习仰泳时不小心在水下碰到手的详细回忆，以及一页又一页我列出的所有我讨厌她的事。
“这太棒了！”她说。
“你真没羞耻！”我用妈妈训斥我时的语气说道。通常，我会把日记藏在枕头底下，以防像外婆这样鬼鬼祟祟的人发现它，但她肯定找到了。我真想抓住她那瘦小的皱巴巴的胳膊，把它扯下来。
“你字写得真好，”外婆说。她戴着眼镜，一页一页仔细地看。“这里我看到你写了——C，H，那是‘中国’！”
“废话，”我说。
“她写中国，”外婆对外公说。
“请别对他大喊大叫，”我说。
“他耳聋了。”
“那是因为他不想听你说话！”
外婆无视于我，继续对着外公的耳朵尖叫。
“你看见了吗，就在这里？”她对他说。“她写了‘中国’。她写的是我们。她延续了我们的故事！”
外公听到了。他露出纯真的微笑，笑容灿烂。
“你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最有才华、最聪明、最特别的孙女，”他说。他把一只干枯的老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我希望我能活得够久，读到你未来的小说。”
“对的，对的，对的，”外婆说。
我把日记从她手中夺了回来，检查他们刚才看的那一页。两周前我写道：“今天不得不跟妈妈去菜市场，那里太拥挤了。每个人都很粗鲁，很吵，闻起来很臭。中国真糟糕。我想回家去哈里斯·蒂特买东西。”
我啪的一声把日记合上，跑进我爸平时用笔记本电脑工作的房间。他不在那儿，所以我又跑进我妈喜欢看书的房间。她也不在那儿。
“他们出去和你爸的一个老同学吃午饭了，”外婆说，她从一个房间跟到另一个房间。
“别老跟着我，”我说，虽然是我在她家里乱跑。我想回家。我想念游泳池，想念英语的声音，想念能够读懂路上的标志，想念每天见到朋友的熟悉感。我希望我正在和杰西卡一起睡觉，比賽谁能把马苏里拉奶酪棒上的奶酪丝剥得最细。而现在，外婆正逼近我。
“我真不敢相信你读了我的日记，”我对她说。“我想回家。”
我扑倒到床上，外婆坐在床脚。
“你不知道能来到你爸妈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是多么幸运吗？”外婆问。“你不知道能和爱你胜过一切的外公外婆在一起，是多么幸运吗？他们整个夏天都在尽力满足你的西方需求，让你开心和我们在一起。你大多数同学甚至连出国的机会都没有。”
爸妈和外婆外公总是告诉我，我的世界因为他们为我牺牲的一切而变得无比广阔，因为我是他们最珍贵、最有前途的女儿和孙女，但那一刻，我的心和世界都感觉很小，很坚硬，就像李子的核。
“我讨厌在中国和你在一起，”我对外婆说。“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有点哭泣，还打嗝，但外婆很安静，很沉默。听到我说的话后，我好像看到她额头上的皱纹微微松开了一点，仿佛她的皮肤在叹一口气。她站起来，拖着步子回到客厅的沙发上，坐回她平常的位置，继续看电视，直到午饭时间。我想她从未把我说的话告诉过我爸妈，也从未再碰过我的日记，但我后来常常回想那个时刻，那个外婆皮肤褶皱中的微小叹息，想知道那是否是一种对真相的认可。
再一次去北京看望外公外婆是我上高中前的一个夏天。虽然我脸上的痣稍微大了一点，但我也有了一对新的胸部，长高了五英寸，身体上也有了一点胯骨的痕迹，所以外婆转而评论这些。我走进他们的公寓，发现一切都没有变。外婆和外公还是坐在电视前的老位置，穿着同样破旧的棉质睡衣。一切仍然是布满尘灰或黏糊糊的，每张床下仍然堆着折叠好的袋子和盒子，每个柜子里仍然塞满了1999年买的计算器的说明书，计算器早已不见踪影，但说明书却被永久保存者。
“我们买了你上次来时喜欢吃的猪肉包子，”外公说。
“我们买了芒果，因为你好像喜欢芒果，”外婆说。
“你好像也不介意黄瓜，所以我们买了黄瓜，用大蒜和醋拌了，就像你上次吃的那样。”
“还有一整条鱼。”
“还有粽子。”
“粽子？”外婆问。
“我当然喜欢粽子，”我说，因为我被他们看起来如此脆弱和老态龙钟震惊了，现在觉得让他们失望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害。
“我让你买粽子，”外公告诉她。“我觉得她喜欢粽子。”
外婆翻找着冰箱和冰柜。
“你说得对，”她呻吟着。“我本来应该买粽子的，可我忘了。”她在厨房里来回踱步，用拇指拉扯着她那下垂的耳垂。
“没关系，”我尽快说道。“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粽子。”
“我怎么会这么老、这么笨、这么健忘呢？”外婆问道。她仍然在拽着耳朵，动作如此猛烈，仿佛把她脸上的皮肤都拉到了一边。“我怎么能花几周时间准备迎接我最美丽、最心爱但多年未见的孙女，却连最基本的食物都忘了准备？孙女怎么能忍受她那住在几千英里外的可怜和年迈的祖父母所提供的微薄供品，祖父母因而无法表达真正珍惜她？”
她拍打着自己的额头，我抓住她的手腕。“没事，没事，没事，”我说。外公慢慢地在厨房桌子上摆放着一堆皱巴巴的芒果，苍蝇在他周围嗡嗡作响。我握住外婆的手腕，而她用另一只手拽着耳朵。她的皮肤感觉如此薄而松弛。苍蝇和她皮肤的拉扯让我感到恶心。看着这个老太太用手打自己的头，真是太可怜了，但她一定是因为爱我，胜过世上的一切，她最完美、最珍贵、最可爱的宝贝。第一次，我觉得也许我也会爱她。
“没事的，外婆，”我对她说。“我不是那么喜欢粽子。你怎么会知道呢？我住得那么远，而且已经很久了。”
她的眼睛湿润而闪亮。外公已经回到电视机前。
“你对我一无所知，”我对外婆说。她点点头。我拉出厨房桌子旁的一把椅子，扶着她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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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英文，发表在《Laurel Moon》, 秋季 2018, Vol. 2, No.1, Brandeis Univers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