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原谅我,这不是海外华人的原创. 是我一位在国内的中学同学几年前在沙特工作时写的文章之一. 在这快餐的时代,这么长的文章我竟一口气读完,只因它感动了我. 全篇文章没有愤世嫉俗,没有怨天尤人,没有矫揉造作,更没有无病呻吟,字里行间充满了深深的清,对那片土地,以及在那边土地上生活的人.

陕北行散记 过年 （一）

“过年”曾是儿时最为期盼的日子。五十年代逢到了过年时节可以穿新衣戴新帽放花炮，六十年代初是困难时期，中后期是动荡时期和长身体的时期，那时过年期盼的是来点油水吃饱肚子最好还有点压岁钱。七十年代是人生事业的起点，始终在奔波劳碌中度日，自然对过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自八十年代开始，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一天比一天好，谁也不再拿过年当回事儿。图的只是平日工作紧张，难得过年好好休息几天，走走亲戚会会朋友，中国自古以来的习俗咱得继承。尤其到了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这几年，人们手里有了钱，“假日经济”越发展，这年也就过得越没劲，“过了初三就想上班”，“钱包鼓了，脑子里虚了”。有钱人过年出国旅游，千方百计把自己累个半死，节后上班再好好歇歇。旅游见闻能讲个半年，倒是也挺充实。没钱人把自己关在家里上网看电视，我就是把你赵本山的小品看上十遍，你也不能伸手向我要一分钱，既有乐子又省钱。我这人既不象前者活得那么富贵潇洒，又不像后者那么轻松滋润。我心重，爱想事，所以就累。在我这半生的经历中，有两次过年印象极为深刻，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一九六九年二月二日,我们数百名北京四中的同学登上了开往延安的专列。自此时开始，一批百年名校的莘莘学子变成了陕北贫瘠落后山村的农民。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二月五日到达插队落户的延长县安沟公社董卓村时，已是农历腊月二十一, 临近过年.。尽管来之前对这里的艰苦生活条件有所心理准备，但一路的见闻和走进那名曰新居实则空荡破旧窑洞的感觉，完全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令人不知所措，毕竟我们当时只有十六七岁。朴实宽厚的革命老区百姓用他们的坦诚欢迎我们的到来, 一双双长满老茧的大手握住我们的手就不肯放下,对这些来自北京的娃娃们稀罕的不得了.。这家拿来花生，那家捧来红枣，把土炕上堆得满满的。窑洞里外站满了人，窑里的有暖炕烘着还不算冷，而站在窑外的由于天冷棉衣破旧单薄，双手不得不插在袖口里，双脚不停地交错跺步，脸上依然泛着笑容。窑里窑外不时传出对话双方的言语误解闹出的笑话，惹得一阵阵哄堂大笑。

次日是腊月二十二，村里村外一通乱转。说是访贫问苦，实际上谁也没有知青贫，除了铺盖卷之外什么也没有，谁也没有知青苦，大城市十六七岁的孩子离开父母一下子来到边远山区，真有如从天上掉到地下的感觉。可表面上还得装出大人的样子，装出来自党中央身边人员的样子问寒问暖促膝谈心，人家还真拿咱当回事。老区百姓生活贫困落后的程度还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反响。

腊月二十三清早,村里派来几个劳力窑里窑外打扫了一下，临走请知青帮助写几副对联。这可是咱知青的强项，“大有作为”的机会到了自然不容推脱。知青小组立即分工，有人下山到七八里之外的公社供销社去买红纸毛笔墨汁，有人到村里走走看所需对联的数量。执笔当然是深得霍廷显先生赏识的原美术课代表马孟禄，小马先生的楷书颇有几分“老道”，一挥笔就写了两小时，一直写得腰酸手腕疼。知青沈抗友情客串，其草书气势辉宏，既有“云水怒”又有“风雷击”很有大沈子”的气质。临到掌灯时分,全村各家各户的门脸上都贴上了对联,很有过年的喜庆气氛。因为当天是过小年村里杀了两只羊，知青们分到了约三斤羊肉，由村里临时派来掌厨的“杏儿”给我们做了一顿羊肉饸饹。也许是典型的西北风味调起了众人的胃口，更可能是好几天没见荤腥了，反正是七男四女十一个知青吃了七八锅足有二十斤面的饸饹，把连着灶台的暖炕烧得像饼铛烫得无法睡觉，只好把门板卸下来垫在炕上隔热，方能入睡。本该供奉灶王爷的日子,自己当了回”灶王爷”。

腊月二十四二十五，由“杏儿”带着我们把过年要吃的粮食碾磨出来。之所以要带着我们，有两个意思：一是手把手的教给我们把粮食送进口的这一人类千百年来的第一生存本领，为今后的农村生活打下基础。二是担任“角色”。咱们村是贫困村，村里三十几户一百八十多口人使役的仅仅七八头瘦弱的毛驴,平均四户使用一头驴。这头驴既要给四户人家推米磨面，又要每天几趟到山下沟里去驮水，负责二十几口人的吃喝。下山时驮着空木桶一路小跑，赶驴的都撵不上。上山返回时可就受罪了，瘦弱的驴驮着一百五六十斤重的水桶，爬着近三十度的山坡，一步三摇晃走几步就要停下歇歇，驮一趟水至少要40分钟。白天一整天这生灵没有一刻闲歇时间, 到了晚上闲了下来本该打两个滚儿上点好草料养护养护,俗话说: 马(驴)无夜草不肥。可那几年受文革影响加之靠天吃饭连年欠收，连人都常青黄不接，生灵的草料也剩得有草无料，一个个骨瘦如柴，身架被夹板和驮架磨得脱皮掉肉血淋淋，经常发生推磨驮水过程中倒地不起的情况。逢到过年过节更会争抢牲口，我们这些人只好救场客串这一“重要角色”。通过体验”角色”有了两点感受：一是只有十七八岁到二十七八岁的人可以和小驴比体力。二是推碾子拉磨时眼罩绝对是个好东西。

腊月二十六二十七村里又派了几个人来给我们摊馍蒸馍馍（馒头）。蒸馒头在北京时家里常做学校里常吃不足为奇，而陕北的摊馍馍则是第一次了解。摊馍的面由糜子面和白面调制起来，加点面肥（老发面）加水调成糊糊状，放到灶台附近有一定温度的地方使之发酵。第二天早晨根据发酵的情况加些干面和冷水（应该使碱但当时碱不好买，城市居民还要凭证供应），降低发酵程度以减少酸味，加点调好的糖精水增加甜味。摊馍的铛是西北地区特有，由铛盖底座组成，直径约十七八公分。因底座空间小，只能用十几公分长的棍棍柴。用燃烧的棍柴将铛烧热，用布团沾点油在铛上抹一下（这一点就相当奢侈了通常见不到一点油星），用勺子将面糊均匀地摊在铛上，盖上盖撤小火，约一分来钟就熟了，用特制的小铲将摊馍的这半边折向那半边，形成外焦里嫩的半圆形出锅，吃起来松软可口甜酸适宜。其特点是耐存放，外焦里嫩又不失水份。春节期间家里来了贵客，把摊馍放在锅里一蒸马上回复其松软。其作用大致相当于六七十年代城市居民招待客人的糕点吧。三个人九个铛半天时间摊了大约二三十斤馍。也许是太好吃的缘故，几个十六七岁的知青大小伙子正是不知饱的年龄，你一个我一个没到过年几十斤摊馍楞给吃完了，这是后话。

腊月二十八知青兵分两路。一路由一老汉带领做一锅过年吃的豆腐，知青们给老汉打下手，说白了还是推磨。不过这豆腐磨又小又轻快，加上黄豆泡开了，磨时还不断加水十分好推，不到一小时七八斤黄豆也就磨完了，接下来是过浆烧水点豆腐。这几位帮工豆浆喝了个饱，可烧火时手也没少挨枣圪针（酸枣刺）的扎，这叫有利有弊。另一路人马由身强力壮会点拳脚的老乡罗中义带领，到三十里外的县城去购年货。之所以派罗中义去，一是其为村支部书记罗中瑞的兄弟，责任心强为人正派，不能让知青第一次进城购物就吃亏上当；二是三十里地路途遥远，翻山越岭跨延河，沿途有可能碰到狼和“儿货”（无事生非的歹人），派专人以保证自己知青的绝对安全，可见老乡对我们的良苦用心。虽说没在县城买多少东西，也就是三四斤猪肉两瓶白酒五斤花生二斤水果糖，可返回时也把罗中义累个半死。因知青脚上穿的是当时京城十分流行的黑灯芯绒面白塑料底大棉鞋,鞋底一旦磨平连走平路时都容易滑倒,更别说走在铺满积雪的背阴坡羊肠小道上的狼狈像了：一步三滑越滑腿越发软，腿越发软脚上就越滑。罗中义除了把买的这些东西都背在他身上不说，还左拉一个右拽一个，直到晚上七八点钟，一行人才平安返回村里。再看几位知青一个个小脸煞白坐在那里光剩下喘气的份了，连晚饭都吃不下。但无论如何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得差不多了，万事俱备只待过年。

腊月二十九吃罢早饭，人们三三俩俩向村中间的场院上走去。这场院位于村中间的窑背顶上，地势高光照好视野宽阔，面积大约有三分之一个足球场大，通往村子四方和临村的道路在这里交汇。场院从来就是和庄稼人的生存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丰收年他们在这里欢庆嘻笑，灾害年他们在这里挥泪祈祷，在那饱经风霜的黑脸上再刻上一道新的皱纹。在当时有农村工作经验的人都知道，来到一个陌生村庄只要用眼角扫一眼其场院，就能对这村的大小贫富有一个大致的概念。今天劳力上场院是给辛苦一年的无言朋友—— 牲畜们铡些过年期间喂养用的草料。与往不同的是给老驴头多铡了些谷草，给老牛头多备了些玉米秆，少了点干麦秸。

腊月三十早晨起来天有些发阴，微微小风中透着些许凉气，这是要下雪的征兆。虽说陕北地区腊月里下了几场小雪，因交通受阻北京知青还晚来了几周，但要想一扫往年的晦气，来年能有个好收成，这雪还要下大下透。大年三十碰上这样的天气，人们丝毫没有感到不快，反而多了个企盼，期盼着瑞雪伴随着新春一同到来！

随着新春时刻的临近，村庄里的过年气氛越来越浓。婆姨女子换上了新衣新鞋，颜色以红绿蓝等靓丽色为主，所不同的是女子头上扎的是各色的头绳和发卡，婆姨家则通常带一顶医护人员式的白帽，显得干净利落。老汉小伙儿的衣着大致相同，头上扎一块白羊肚毛巾（这是陕北的一大特色），身着藏蓝色自纺自染的粗布棉衣棉裤，一双宽大的黑布圆口布鞋。您不要小看这双鞋，谁家婆姨媳妇心灵手巧，全可从其汉子穿的鞋上看出来。懒熄妇做的鞋坏得快；笨媳妇做的鞋不跟脚；谁家汉子走路一瘸一拐的，到他家一看准比猪窝还乱。那些走路稳的，头仰的高的一准干净利落，窑里是有条不紊，光景错不了。老汉与小伙儿略有不同的是在外衣的腰部缠系着一条布带，以利于保暖壮腰。俗话说：‘十件单赶不上一件棉，十件棉赶不上一条缠’，讲的就是缠带的保暖壮腰作用。

这一整天知青的院里就没闲歇下来过，人来人往好不热闹。老汉老婆婆过来摸摸炕热不热被子薄不薄，拉住知青的手叮嘱娃娃们不要想家，过年到各家坐一坐。婆姨女子们过来是这家端来一碗枣那家捧来一把花生，李家五块年糕张家十个鸡蛋，一下子把炕上堆得满满的。小伙子后生们过来是什么也不带，进门就闷头给你干活。这个去驮水那个来劈柴，三下五除二该干的事就都麻利了。而他们最感兴趣的，则是庞裕平带去的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传出的悠扬美妙音乐戏曲节目及广播员那顿挫有利的朗朗之声，众人常常是倾心聆听而一动不动，连篇遐想仿佛将他们带入了山外的大千世界。

傍晚，天开始飘起了纷纷雪花，约半个时辰后变成了满天鹅毛大雪。人们竞先从窑洞里跑出，跑上窑背跑向塬坪，他们齐声呐喊向苍天致意，他们展开双臂迎接除夕夜与瑞雪的同步到来，企盼“瑞雪兆丰年”明年有一个好收成。到掌灯时分，地上积雪已有一寸多厚了。放眼望去近处的树枝上窑背上碾盘上挂满了积雪，远处的山脊上塬峁上一片洁白。天已完全黑了下来，但靠苍穹与雪地的折射作用，周围一片灰茫茫，能清楚地看到满天飘舞的雪花。依山而建颇有层次感的窑洞里映出了家家的煤油灯光，有的家还在窑洞外的花窗上挂起了灯笼。微微飘动的烛光在雪地的反射下显得份外明亮，朦胧地衬托出了周围的窑洞窗花对联和家家户户飘出的袅袅炊烟，一派美丽宁静的山村雪景，真好似进入了梦幻的世界。

贫困的山村没有丰盛的年夜饭。雪白的馍馍加上两个摊鸡蛋半碗盐拌韭菜就是一家人的除夕宴了，他们对此很知足。“温饱”这是祖辈上传下来的最高追求，也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力量源泉，更何况“饱”的质量是“雪白的大馍馍”。而我们知青因刚到农村不知深浅，更凭着离京前家长给的一点“储备金”，自己动手炒了几个菜外加县城买回的两瓶白酒，虽不算丰盛可也算“棒价”（陕北话：可以，还成）。两杯小酒下肚，这脑子里就出现了浮想，两句歌词不由脱口而出：‘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咱北京，吃喝拉撒不用管，累了病了父母疼’，引起众人的一阵伤感。还没有来得及让伤感延续，草草吃完除夕饭的一群年轻后生相约来到知青这里串门，窑洞里顿时热闹起来。众人你一口我一口如风扫残云，将盆里碗里锅里瓶里的收拾的干干净净。这一晚来过知青窑里的不下七八十人，大家在一起聊了很多很多，彼此间都感觉距离拉近了，感情交汇有了基础。有句名言叫作：“跟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我们不再有伤感，我们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是一样有着更高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的年轻人，我们应奋力改造客观世界，同时努力改造自己并使之与其适应的主观世界。不经意间已到了下半夜三点多钟，考虑到年初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只好恋恋不舍的散伙回家休息。就是这么一个偏僻山村的除夕夜，没有欢歌乐舞，没有爆竹声声，甚至没有一顿像样的年饭，但它却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村里的年轻人中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1969年2月15日是己酉年大年初一。天开始放晴但依稀飘着零星雪花，地上的积雪已有半尺多厚。早上八点多钟，我们仍然在睡梦中，朦胧听见脚踏雪地的吱吱声，接着便有人来叫门：“娃娃们！别睡了，赶快起来过年嘛！”。一嗗噜爬起来打开门，见是隔壁的房东二儿子罗洪斌，“快爬起嘛！到我家吃饭去！”。这里还没有动身，只见从院墙外又陆续进来十几位年轻人，还没进门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抢着说开了：“过年好嘛！咱农村过年能行吗？”，“你北京人能行哩！北京人刚来咱们这，咱们这就下大雪哩！今年收成好有你知青功劳哩！”，“走！我家吃饭去！大年初一要吃‘便食’。”“不，先去我家，我家的‘便食’已下锅了！”。年龄最小的孩儿则从众人的腿缝中钻过来，急哧白咧地喊道：“不行！不行！我妈说了，知青不来不给我饭吃！”，引得众人一阵大笑。“得，恭敬不如从命。但咱得有个原则，不能顾此非彼，咱从村最南头开始挨家拜年，拜到谁家赶上吃饭咱就吃！”这是知青的一致意见。“能行！好的很哩！”住在最南头的‘雪晃儿’高兴地响应。住在村西北头的虽不大乐意，但知青的说法似乎很公平也就服从了。没想到这“一致意见”却给知青自己造成了“严重后果”。

陕北地区所谓的“便食”其实就是北方的食品“饺子”，只是皮不是用擀面杖擀出来，而是先把小面球按成饼，然后拿在手上用双手拇指按压面饼，其它手指配和使其向一个方向转动，面饼逐步变薄并行成窝状，在窝中放上大馅，把边缘捏紧即可。其外观大皮大馅，透着陕北人那种粗犷实在的特性。一般饭量的人吃个八九个就差不多了。我们当时饭量大，应该能吃下二十个左右。从第一家开始，左推右让吃了七八个，心想既不让主人觉得咱不实在，又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以利再战。连毛主席都说过“要留有余地”（纯粹的断章取义）嘛。到第二家吃了五六个，第三家三四个，第四家一两个…..等到了第七家咱是死活吃不下去了，连坐都坐不下来了。好客的主人仍执意的让你尝一尝，哪怕是一口半口。正当双方推让不下之机，忽听外面一阵锣鼓声，接着听到村支书罗中瑞的呐喊声：“大家快到场上来呦——哎！劳造（意：开始干）了哎——呦！”。听到呐喊声就像得到了救命稻草，可盼来了喘息的机会，在谢过主人的盛情款待后，赶忙向场上跑去。

天晴了雪停了。蔚蓝色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暖洋洋的太阳当头照着，照得地上的积雪闪着鳞光，照得枝头上柴草上窑顶上的积雪开始融化滴下粒粒水珠，空气显得那么清新，人的心情显得那么舒畅。早到的人们已将场上的积雪打扫干净，陆续到来的人自动沿着场畔围成一圈，留出场中的空地。一阵锣鼓已经使几个小伙子的脸上渗出了汗珠，但他们像是刚刚做完了热身活动，情绪被充分调动起来了，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劳造！”随着罗中瑞的一声令下，一行人冲入场内扭起了陕北大秧歌。“咚锵—咚锵—咚不咙咚咚咚锵---”伴随着震耳的鼓点和清脆的锁呐声，场上的人有的舞动着系在腰间的红绸子，有的手中不停地转动着花伞，时而原地蹈步配以上身的夸张动作，时而腿上做着各种大幅度的动作，左跨右跨转身腾起，显得那么奔放刚毅，那么豪迈坦荡，颇有无怨无悔地与自然与命运抗争的铿锵气概。有些小伙子舞热了索性脱掉棉衣，穿着粗布白坎肩和红布兜兜跳起来，显露出那健美的肌肉和紫铜色的身材。受这种亢奋氛围的影响，我和伙伴们也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虽不大能踏准鼓点,动作也不能自然放开,但心里仍感到无比的爽快,简直到了忘我的境地。这秧歌一扭就是一个多小时,人们各个是汗流满面,筋骨也都活动开了,比现在的人花钱洗个蒸汽浴还爽快.。虽还不够尽兴，但庄稼人知道做什么都得有个度，见好就收了。我们比别人多了一个收获便是肚子里舒服多了，有的人甚至迅速完成了物质的转换过程，即由“便食”转换成了“食——便”（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回到窑里洗了洗，刚刚休息了一个小时，这请客的又来上门了，别忘了还有二十多家没去呢！好在有了上午的教训和心里准备，到了各家任凭你死说活说，我只吃一个。心地善良的老乡是通情达理的，加上各家的粮食本不富裕，情领了而没必要糟贱粮食，这是大家的共识。

接触多了谈话的内容自然要深入,不能总是天好地好你好我好。在拜年走访的过程中我们得知：由于连续两年的干旱少雨和文革混乱局面造成的影响，粮食歉收，村里大部分人家缺衣少食，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人甚至心灰意冷沾染了赌博的恶习。为了振奋精神度过难关，队里不惜动用了“备战备荒”的储备粮来帮助群众安度春节。就是在这样困苦的情况下，革命老区人为了不让北京知青受委屈，在山村过好第一个春节，破例增量拨出了知青过节用的小麦，并从临村借来给知青做豆腐用的黄豆和做摊馍用的糜子。节前各家送给我们的食品和食物都硬是从自己口里甚至从孩子们的口里卡下来的呀！陕北人待人热情实在，没有一点点虚假，为了呈现自己的诚心，不惜掏出自己的心窝窝。我们深深地被这种朴实的诚意所感动，我们也要以朴实和忠诚来回报养育了我们的人民，我们要为这里的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正月初二各家开始串亲戚。咱这里没有亲戚就去拜访同属一队但住在另一个自然村的三位四中兄弟。这个小村子位于五里之外，只有十几户人家，自然条件比董卓村还差。村口原来有座小庙，后来倒塌了。就是这么一座小庙，却出现过大神灵：三位老兄中有两位创造出了一人一口气吃一百二十个饺子的记录，直今无人能破。当然这一记录是在插队当年夏收获得大丰收的条件下创造的。

正月初三村里的棒小伙刘志明娶媳妇办喜事，咱们应邀当了回佳宾。但实话说咱这佳宾当得不够体面，经常是往人群后面躲。原因是婚礼的场面.在北京被认为是“四旧”破掉的东西，这里仍然保持着原样：吹鼓手———放鞭炮——下花轿（坐驴的）——拜天地——掀盖头，这些在今天被认为最正常不过的东西，可在当时的京城是被禁忌的。身在小山村“入乡随俗”，对此最合理的态度应该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图的就是那个红火热闹劲儿。更何况老式婚礼的全过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幸看到的。

正月初四安沟公社搭台唱大戏，请省里的一个秦腔剧团来演出。这是每年过年的重头戏，方圆数十里地的人们都会翻山越岭扶老携幼地赶来听戏，同时也是亲家七大姑八大姨说媒拉亲的聚会的日子，各村几乎是倾巢出动热闹非凡。一大清早，就有人来邀我们一道走。知道大戏要到中午才能开场，可拗不过来者的执着，自己也怀有几分好奇于是欣然动身。下山的崎岖小路上走过一列列的人们，远近的山峁山坡山坡上也是一样的情景，像一段段的人链向着一个方向蠕动会拢。到达公社供销社和蓄牧站之间的广场戏台前时，已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附近的窑顶上树叉上以至山坡上都站上了人。在冬日暖洋洋的阳光下，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抽着旱烟聊着天，享受着难得的悠闲，耐心地等待着大戏的开场，那情景与其说是听戏到不如说享受的是那么一种氛围。知青们也借此机会相互探望，互致问候并交流半个月来的感受。

直等得人困马乏近晌午时分打戏才在一阵锣鼓声中开场，演员一声唱腔赢得满场叫好。可惜咱刚来半个月当地语言还没有完全听懂，更不要说秦腔唱腔了。只感觉现场没有扩音设备，而演员声似霹雳如雷贯耳淋沥尽至，听众则如醉如痴摇头晃脑像喝了姜文的红高梁酒上下通气又解气。既然咱听不懂还不如回去干点别的事，不要在这里扫了别人的兴致。

回村的路上沿着安沟河绕过几道山梁，爬上董卓的南峁山坡，回过头去依然能清楚地听到五里之外大戏现场传来震撼人心的唱腔：“叫---声---贤---弟---你---莫---言---传----，听我----好---言---来---相---劝-----哎咳------”。

哥儿几个相互看了一眼笑了，这是唯一听懂的一句。

胡 连 喜

二零零三年四月于 达曼

后记: 胡连喜曾是我的同桌. 文革中毕业分配时第一批参军走了四个人,第二批就是到陕北插队. 班里报名的六个同学都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第七个就是他,一位工人的后代. 当时他完全可以象我们其他同学一样留城的,但他选择了到农村去.